记得中午军区宴请韦国清、赵紫阳两位领导吃饭，也请《解放军报》记者参加，许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亲自对赵紫阳介绍：这个军报记者铁姑娘，是浙省委第二书记铁瑛的女儿，铁瑛也是河南人，你老乡嘛！
赵紫阳与我握握手，微笑着问：哦，小老乡，你爸爸好吗？
那种场合，我只能点点头，勉强地说：好。
此时，只面对许世友，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还能干什么，在大小会上挨批斗呗！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伤了，至今抬不起来。”
“斗他干什么？铁瑛是个好同志嘛！”许世友的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他是许世友的人，是林彪线上的人！要用１５吨大吊车吊他下贼船！”
“胡说八道！”许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发扶手，“我是谁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对你爸爸说，我把他调到我这来！”
一直在报社看别人怀疑目光的我，听许世友坚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觉得心在快乐地飞翔！当时２６岁的我，还太年轻，一点不了解上层斗争的复杂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调来，能在一个信任自己的领导手下工作，就不会再被大会批斗，无故受冤枉。如果能这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我在宾馆还能用军线和爸爸通电话，当晚我就告诉他许世友夸奖他是好同志，并说了要把他调到广州军区来的话。
然而，爸爸的话却让我有些意外，他脱口而出：“千万不要调！”接着很明显地岔开话题，讲天气、问身体，只字不提运动的事。
后来见面，我问爸爸，为什么不想到许世友的领导下工作？爸爸严厉地说：你是个部队记者，怎么一点不警惕？“批林批孔”运动时，多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就是军线电话，也很可能被人窃听，又会造出许多谣言，给许司令带来更多麻烦！
那天，我们刚坐定，警卫员就端茶送水果上来。望着警卫员消失在门口的高大身影，我忍不住问道：
“许伯伯，现在首长的警卫员都是挑面容清秀、身材灵巧的学生兵小战士，你的警卫员却相反，可以称五大三粗吧！”
“也给我小个的，我不要！我点名要五大三粗型！”许世友喝口茶水，声音洪亮地说，“警卫员是干什么的？不是花瓶！一旦打起仗来，万一我负伤，他要能背起我跑！”
我立即明白，虽说新中国成立已经２５年了，无论是在南京军区时的许世友还是调到广州军区的许世友，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武将的职责，一天也没有忘记随时准备保卫祖国上战场打仗！
提到刚刚结束的会议，我坦述自己对中央通知不理解。许世友立即说：“接到通知，我马上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给周总理？”我很吃惊，因为周总理对我而言，只是遥远地望过。
“是啊，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我问总理，你知不知道通知这件事？总理说：‘我知道，你就照着通知办吧。’那我就执行！不过，我明天就去北京，找周总理报告情况！”
当时我还不知道许世友１９６７年曾上大别山一呆半年多的事，多年后经过大量采访才了解了他当年的险恶处境，也才明白为什么他会说：“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也才真正明白他为什么每次会议都会问：铁姑娘来了没有？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许伯伯，我是您女儿桑元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卫岗上小学，是您讲了话，我们才吃饱的！后来爸爸调到舟嵊要塞区，也是您讲了话，我们家才不喝稀饭的呢！”
我说这话时感情很真挚。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肚子是橡皮货，越撑越快活”这种感觉！在物资极度匮乏，许多人饿肚子甚至于饿死的年代，真的，每顿能吃饱，是最大的幸福！
１９６０年的困难时期，我还在南京卫岗小学读六年级。当时，我们住校其实伙食还算不错，每次早晚餐，一人两个馒头，稀饭管够。可能正长身体，一宣布规定，同学们便觉得吃不饱！许世友去学校看了，大手一挥，说：再苦也不能饿着孩子！粮食不够，司政后干部捐！于是，馒头不再限量。食堂里，孩子们拍手跳着欢呼：“乌啦！”
其实还是个心理问题，真正放开吃，多数孩子两个馒头已经足够饱了，并不需要机关捐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