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齐亚科莫-卡萨诺瓦，天生的大众情人，降生在威尼斯。
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他的上百个情妇(大部分是已婚妇女)，其中能够叫上名字的就有116个。两个世纪后，“大众情人”和“梦中情人”是分开的不受谴责的已婚男女精神出轨对象。
1750年随着未婚先孕情况的不断增加，新英格兰的一些市镇试图禁止“同宿”的习惯，即只要双方都穿着衣服或者中间有隔板相隔，相恋的一对男女就可以睡在一起。
到世纪末，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性的权利辩护》一书中，第一次对限制性婚姻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18世纪末期女人在婚前已经能够自立，往往延宕婚事，直到自己筹足嫁妆为止。
欧洲劳工阶层的订婚通常经年累月，在这段时期，40%的劳工情侣选择婚前同居，甚至未婚先孕，这在上层阶级是无法想像的。尽管教会严厉禁止，但这一现象不可遏止地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1848年《共产党宣言》诞生，文章中提到：资本主义制度，让婚姻中的男女揭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事实上，相当多的人会赞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另一类似断言：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
1879年12月《玩偶之家》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该剧引发了一场震荡半个世纪的论战。
论战到激烈时，漫画家甚至以“新女性”妻子与“惨遭蹂躏”的丈夫为题材大加讽刺。
虽然易卜生已经习惯于遭到恶评，但是这次抗议的声音遍及整个欧洲，他大吃一惊。时至今日，娜拉已经成为女性觉醒的代名词，无论她出走还是留下都反映了女性试图从玩偶转为人类社会“正式公民”的挣扎。
欧洲各国纷纷对女性的立法使娜拉们居然有权利背着丈夫向银行贷款，这在10年前，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857年拿破仑三世政府对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一书的发行人提起公诉，指控他们蓄意侮辱道德。
但是在被告律师的滔滔雄辩下、再加上舆论大众对包法利夫人的同情，最终拿破仑三世败诉。“潘金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888年8月蒙娜·凯尔德在《西敏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婚姻革命的小文，结果引爆了闷罐中的英国。短短不到两个月，报社收到27000封来信。
从此，连最顽固保守的英国小说家也终于放弃了以结婚为小说的“快乐结局”。性与婚姻的阴暗面的揭露成为当时小说流行的元素。
1870年全球第一次离婚浪潮袭来。在离婚伴随着无处不在的迪斯科音乐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前100年，女权运动已经唤起女人追求自立、摆脱不幸婚姻的愿望。
1870年到1900年间，美国的离婚率增长了6倍。
1895年4月30日同性恋者奥斯卡·王尔德在针对其“猥亵行为”进行的审判中说：
“对于这种爱的名字，本世纪无人敢于提及。然而它是一名年长男子对于一名年轻男子所产生的极其伟大的感情，就像大卫和乔纳森，就像柏拉图哲学理论的基础，就像你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所发现的精神。它是深刻的精神之爱，既纯洁又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