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的身影投射于中国文坛
柯南-道尔撰写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大部分是从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的视角叙述的。在福尔摩斯的一系列破案过程中，作为侦探朋友的“我”参与了侦探活动，由“我”叙述给读者，无疑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拉近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这种叙事方法对中国小说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吴趼人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用“我”贯穿起来的小说。到了民国初年，中国的小说几乎都是用“余”的角度来讲故事了。
1897年6月20日《时务报》结束了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连载。两年后，素隐书屋出版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单行本。1903年，文明书局又将其再版。这之后，又有大批福尔摩斯故事集在中华大地上翻译出版。日本翻译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故事要比中国早两年，但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在看到中国出版的福尔摩斯全集之时，不禁感叹，“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比日本晚很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福尔摩斯故事翻译方面比我们进步很多，相当意外”。
一代文豪鲁迅早年就很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其弟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曾记载:1903年5月10日，“回至夫子庙前明达书庄买华生包探案一部（大哥来信令购并嘱寄往日本）洋四角……夜看续包探案……”著名学者周国平也曾回忆，幼年时，他父亲的书柜中就藏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文坛，福尔摩斯等西方现代侦探小说对于中国公案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读者新的审美要求，一些新作品便在中西文化撞击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其中以程小青塑造的霍桑与陆澹安塑造的李飞形象最为深入人心。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为人同福尔摩斯差不多，如“体魁梧而健硕”、“绝机警、强记深思”、“好学问”、“攻理科，除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外，旁及哲学、法律、经济，而于实验心理变态心理尤有独到；其他如美术、药物及我国固有之技击等亦复兼收并蓄。”不同的是，霍桑时时流露着中国式的人情关系、道德观念、处世哲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福尔摩斯的仿作，如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刘半农的《福尔摩斯大失败》系列等。
福尔摩斯曾被当成“有害毒物”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文学几乎主宰了中国文学的整个走势。侦探小说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产物，福尔摩斯被全面否定，其探案集被当成“有害毒物”。
苏联文艺理论家得鲁任宁在《论惊险小说的样式》中对柯南-道尔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位作家是创造故事情节的大师……但是，柯南-道尔及其福尔摩斯并没有深入到犯罪的社会根源里去，这位天才洋溢的密探，归根结底，看来像个缺乏远见的、目光狭小的生意人。他缺乏一个争取正义的斗士的那种魅力，与他那个世纪内的进步思想有着很大的距离。”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艺术界开始向异域文化打开了门窗。1978年12月，群众出版社发行了《福尔摩斯探案选》。这本书包含50年代翻译的三部长篇福尔摩斯探案《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开阔眼界，并用作我公安司法人员的参考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