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19世纪末诞生于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的笔下。他总是戴着猎鹿帽、身披深灰色斗篷、嘴叼大烟斗、手拿放大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只要到了福尔摩斯手里，无不迎刃而解，一时间，福尔摩斯声名大振，风靡世界。甚至当时的美国读者在街头碰面之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福尔摩斯最近断的案子吗？”但是又有多少人了解福尔摩斯与中国的渊源？
福尔摩斯随进步之风登陆
在1891年的《最后一案》中，柯南-道尔让福尔摩斯与敌手莫里亚蒂博士一起坠入瑞士莱辛巴赫瀑布的无底深渊之中。福尔摩斯的意外“牺牲”引起了全世界福尔摩斯迷的抗议。万般无奈之下，柯南-道尔只得让福尔摩斯复活，让福尔摩斯去了中国西藏，在喇嘛庙中与大喇嘛切磋技艺、学习藏语和中国功夫，后来又从西藏去了尼泊尔和印度等地，破获了一系列案件。
福尔摩斯“诞生”约十年后，与19世纪末的进步之风一起，登陆华夏大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兴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当时的文人志士纷纷提出救国必先强民的主张。而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说。从1896年9月27日起，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上，用一个月的时间连载了福尔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随后，《时务报》又分别刊载了福尔摩斯系列故事的另外几篇，分别是《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身份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也由此被引入中国。这些小说的译者张坤德，当时是《时务报》的英文翻译。《时务报》最初译福尔摩斯故事并不是作为小说翻译的，而是作为破案纪实作品，言下之意，是作为“教化工具”而刊登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新奇事物与知识。
在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小说之中，很少出现暴力成分，而侦查过程及真相大白的演绎法就像经常重复的仪式，给人一份安全感。在那个公理难以伸张的社会之中，福尔摩斯等角色正好为读者提供心理上的稳定作用。这一角色在国人心目中一如古代公案小说中除暴安良的清官和江湖侠客，但又因在办案时所用的是现代的、科学的侦破方法，在形象上更超出后者一筹。
在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侦探小说的带领之下，1907年以后，整个中国译坛竟成了侦探小说的世界，至少翻译了400部侦探小说，而侦探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就是福尔摩斯。当年，还有学者对清末民初大量翻译福尔摩斯以及侦探小说表示反对。吴趼人就说:“当今翻译的侦探小说都是偷盗教科书”。郑振铎也认为，福尔摩斯探案集属于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翻译这样的著作“是虚耗宝贵的劳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