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收到此信后，马上向驻德公使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驻德公使来信说，已将上述意见通知了爱因斯坦，他也明确表示愿意在1923年新年之际来华访问。
为欢迎爱因斯坦到来，北京大学从1922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举办了一系列科学专题讲座。演讲者包括中国科学界有名人士，如夏元?!、丁西林、何育杰、文元模、张竞生等人。其中，夏元?!还和一些学者热情宣传相对论，他还在当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相对论浅释》等书。
赴日途中途经上海的当天得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2年3月，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到日本讲学。10月，他偕夫人爱尔莎从柏林启程，取道印度，于11月抵达香港后，改乘日本“北野丸”来上海。11月13日上午10时，轮船驶进汇山码头，爱因斯坦夫妇受到中国学术界人士以及日本“改造社”代表、旅沪犹太人等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主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餐馆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下午，客人观赏了昆剧，接着又游览了老城隍庙（豫园）和上海主要街道。据当时的报道，当爱因斯坦在南京路被认出的时候，狂热的青年学生们高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众人把他高抬起来，以能触摸到爱因斯坦的身体为荣。晚上，著名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参加宴会作陪的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以及张季鸾、张君劢教授等人。王震请爱因斯坦欣赏了他所收藏的金石书画文物，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字画十分欣赏。宴会上，爱因斯坦一再表示，等访问日本结束后，准备再到北京、南京等地进行演讲。次日凌晨，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爱因斯坦首次抵沪，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同时，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他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从瑞典驻上海领馆传来正式通知: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将授给他！
其间，国内各大学、学术团体纷纷筹集资金，等待爱因斯坦正式访华。蔡元培为了表示慎重，特邀集了各学术团体给爱因斯坦写了邀请信。爱因斯坦赴日后，也一直等着中国方面的消息。可是等了5个星期，还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信。他以为中国方面已不打算履约，于是延长了在日本的讲学时间。1922年12月22日，爱因斯坦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不能来华讲学了。其实，联名邀请信早已发出，但因签名发函稍迟，更主要的是此信需经过柏林再到日本，而爱因斯坦在日本四处讲演，行踪不定，等到他接到各校联名邀请信时，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但是他作为犹太裔学者，又必须马上赶到巴勒斯坦，赴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因而已无法来中国讲学。对此，爱因斯坦深感遗憾，在接到邀请信的当天，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表示未能如约赴北京大学讲学，“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并希望“这种由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蔡元培先生对爱因斯坦没能到北大讲学也感到非常的遗憾，他在事后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第二次到上海做关于相对论的演讲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离开日本回国。12月31日，他再次途经上海。当时上海犹太人有份英文报纸《以色列信使报》对爱因斯坦夫妇抵沪以及逗留作了报道，还附有他的画像。
爱因斯坦到上海，一个宣传相对论的热潮也同时掀起。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一马当先，先在《东方杂志》出版了《爱因斯坦专号》，还在报上刊登了欢迎广告，而且列出了已经或即将出版的关于相对论的书籍。《申报》等各大报也都刊登了消息。
次日下午3时，爱因斯坦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及青年学生赴会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的演讲。相对论的深奥思想是与会的大多数人无法深刻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的诙谐、幽默和平易近人，赢得了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会场上的犹太人，为本民族能够出现这样的人物而深感自豪，个个激情澎湃。1923年1月2日，爱因斯坦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耶路撒冷。此后，爱因斯坦就再没来过中国。
理解“五四”运动，对中国青年寄予希望
爱因斯坦虽然在上海前后只逗留了短暂的3天，但是所见所闻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对当时所见到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深为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以及对生活方式、儿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更天真。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驽钝得不理解自己命运的可怕。”在他看来这是“一幅悲惨的图像”，所以他认为，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还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发展作了比较，揭示了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文明成就的赞叹。此外，“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这是当年爱因斯坦上海之行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