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在这些年一个个明星投入“外国”怀抱后，国人的“国籍观”应该有所改观:改不改国籍是每个公民的自由，每个人都有权作出自认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全球化时代，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外人没有理由说三道四。而看了赵本山、巩俐引发的“国籍风波”后才知道，公众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有人说，这是弱民心态的体现，我们好不容易用遥控器捧红了一个明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却突然要成为“人家”的了，怎不徒增感伤？有人说，改国籍本没有什么，真正让大家心里不舒服的，应该是他们改了国籍后却仍回到中国来赚“我们”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有人说，明星们换国籍被批评，根本原因是大家把它与某种特权挂了钩，“巩俐换个国籍比我们换个省籍还容易”，教我们如何能心平气和？这些微妙的心态或许都是有的，但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似乎也不能忽视:在更换国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总处于“顺差”状态——一个个“精英”排着队领了别国的身份证，却少见别国的“精英”排队来领中国的身份证，这让我们的心态尤其显得“脆弱”起来。试想一下，若好莱坞的史泰龙、施瓦辛格、斯皮尔伯格中的哪一个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我们的舆论将是怎样的亢奋？
这种“顺差”与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有关，更与我们公民所能享受的各种权利有待加强不无关系。有人分析，为什么内地一些明星愿意拿香港护照？除了香港护照在很多国家免签证，方便艺人周游列国拍戏登台之外，香港人缴的是香港特区的税，税率低很多——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利益取舍，那些要加入欧洲美洲国籍的也不排除有类似的考量。还有，为什么一些港台地区的大牌明星虽然有机会加入外国国籍却主动放弃？如果国籍本身不会有阻碍自由发展的羁绊，或许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会为明星们加入他国国籍而大动肝火，与其说这是一种国民心态不健康的表现，毋宁说培植健康心态的社会现实土壤还有待完善:手持外国国籍与中国国籍，在中国究竟会受到怎样的不同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真的紧张明星们是加拿大人还是新加坡人吗？不是。我们是紧张这种国籍“顺差”的背后，还有多少自由的权利可以挖掘。如果大家都有能力选择自由迁徙，并最终以利益衡量之后毅然地选择“留在我的祖国”，到那时，明星们的国籍问题，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了。（毕诗成）
“明星改国籍”引出三个关键词:平常心态、文化本色、权益保障
平常心态: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一项关于“你能接受中国明星加入外国国籍吗？”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不到7％的被调查者理解明星改国籍，很多网友更是直言避税才是明星们的目的。
对此，北京大学国际法博士张献解释说，只要在中国的居住时间和住所符合相关规定，明星改国籍后可以成为非居民纳税人，仅负有限纳税义务。也就是说，明星改国籍后，他们的境外所得可以免个税，但境内所得须与中国籍演员同额缴税，没有优惠政策。
一名国内知名经纪人对记者说，除少数境外收入颇丰的华裔国际巨星外，大多数华裔演员的演艺事业还是在国内，主要收入来源仍属境内所得，因此，没什么太大便宜可占，“纯粹为了避税的说法站不住脚”。
社会学家周孝正说，虽然明星被公众赋予一定的角色地位和期待，但明星也是普通人，也要面对生活或事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异国婚姻、子女教育、事业发展、福利待遇等，都可能成为他们改国籍的原因。“只要不违法违规，他们有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改不改国籍是他们的私事，公众不必大惊小怪。人们对待这种事情，应该本着理性平和的心态。”
文化本色:改国籍，改不了文化根基
斯琴高娃:瑞士；李连杰:美国；徐帆:加拿大；巩俐:新加坡……眼看这些对中国演艺界做出贡献的明星们纷纷改换国籍，不少网友担忧说:“这是中国演艺界的损失。”
美国普渡大学文化社会学博士瑞恩认为，演艺界内，基于历史思维定势的文化认同比国籍认同更具有代表性，那些试图与中国文化根基剥离的演员在国外一般很难成功。
瑞恩说:“大部分华裔明星要么将演艺根基扎根于中国，要么在国外拓展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的表演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即便改换了国籍，明星们还是离不开中国和中国文化，更不会对中国演艺界造成大的损失。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振华表示，从客观效果看，华裔明星为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好莱坞闯荡多年的李连杰让世界见识了中国功夫；瑞士籍演员斯琴高娃将“慈禧太后”“党员二愣妈”等一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中国人物展现给世界观众；巩俐频频担任国际知名电影节评委，也是中国电影界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