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常学术无缘大众传媒，“明星”学者为何越错越红？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术界并非只有这几位明星学者，中国学者也并非都如此浮躁。今天，大量中国科学家以默默无闻、扎实稳健的研究，使“神七”飞天、生产力剧增；无数人文学者更潜心学术、皓首穷经。遗憾的是，放眼今日强势传媒，却罕见这些正常学术的身影，更缺乏对严肃学者的推介。为什么，这些支撑中国科技大厦、标志国家文化高度的正常学术和真正学者，却不能登上传媒平台、获得话语权利？更不能一夜爆红、速成千万富豪？反而是学风浮躁、错误百出，甚至“一分钟一个错”的学者成为走红明星，而且越错越红、越出位越红、越搞怪越红……于是，中国学术的正常形象，被魔化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演武场；本应属于中国大众、由社会共享的大众传媒，也蜕变成明星学者任意狂舞的私家舞台。
随着强势传媒的传播与输出，科学理性的中国学者，被一个个替换成欲望强烈的学术明星；而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明星”们的星光所笼罩，显得良莠难分、扑朔迷离了。
三．悖离东西方文化传统，“重兵护驾”彰显学术悲哀
如果回望几千年来的人类精神丛林，纵向比较，更能感受到“重兵护驾”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鲜明显在的精神鸿沟。
无论东西方文化，都源于自由和谐、宽松平等的文化精神。传说中的孔子“杏坛授徒”，是一幅春风和煦的景象。《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写道：“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在美丽的杏花林中，年轻学子刻苦求学，而老师孔子则在一旁弹琴高歌，一代宗师与学生亲密无间，“杏坛”成为中国文化的永久经典。其后，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诸子百家的学术乐园。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宏伟轩敞的学宫使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欢聚一堂，稷下学者多达千人，缔造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期。而稷下办学的齐国，也因此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成为春秋时代诸侯称霸的第一强国。
与“稷下学宫”遥相辉映，在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空间——“雅典学园”。爱琴海畔的明媚阳光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者，与雅典市民、年轻学子平等对话；学术空间是敞开的，气氛更洋溢着快乐和自由。两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著名壁画《雅典学园》（The School of Athens)，让来自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各个时期的50多位西方文化大师，都环绕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周围，进行思想的欢聚。这种超越时空、自由和谐的文化精神，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和近现代崛起的精神力量。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园》）
这幅其乐融融的名画《雅典学园》，与于丹教授、阎崇年先生重兵护驾的签售照片比较，形成了多么鲜烈的反差？！真正的学术，从来不靠话语霸权和“明星效应”确立地位，更不靠钢盔保驾、重兵压境和武力护航。释迦摩尼、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几乎同时代降临人间的文化大师，无一不是凭借吞吐大荒、包容万象的哲思智慧；春风和煦、温雅平和的治学态度，造福社会、引导人生的精神高蹈，获得大众和历史的双重认可，凸显出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抚今追昔，试问曾有哪家学术是倚靠“重兵护驾”、耀武扬威，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呢？
杏坛授徒的春风化雨，齐国稷下的百家争鸣，雅典学园的和谐快乐，成为东西方文明取之不竭的清澈源泉，也奠定了东西方学术共同遵循的自由精神与宽容平和。相比之下，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人“重兵护驾”、光怪陆离的反常面画，可谓古今罕见、绝无仅有。虽然也可标新领异、吸引眼球，但却与东西方文化传统都大相径庭。如果春秋百家和古希腊哲人们复生于今日，看到天下竟有如此“威猛”的学者，不知该如何目瞪口呆？性情中人的孔子老先生，没准还会大吼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众多学者指出的于丹教授误读《论语》，签售时有读者高举“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表达抗议，也就不足为怪了。于丹教授的误读孔子，不仅仅是马千里等学者早已指出“一分钟一个错”的学术硬伤；更是对孔子、庄子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质误读，在有意无意中“矮化”着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掀起一波波精彩大潮的今天，“武装保护”的学者签售，爆料出位的明星学术，以拒绝大众的话语霸势、热浪滚滚的炒作传播、追名逐利的狂热表现，挑战着大众对文化市场的公信度和忍耐力。众所周知，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超越底线、弱化良知，这究竟是个别学者的错位？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四．“武力签售”世人嗔目，北京“首善之区”形象是否受损？
更值得忧思的是，这组令世人嗔目结舌的“武装保护”签售画面，竟然出现在第八届北京图书节上。作为中国首都和闻名世界的历史名城、首善之区的北京，难道治安当真糟糕到如此地步，连学者售书都要保安挥臂、钢盔掩护了？无论主办方出于何等善意的考虑，但这幕“武力签售”在当下的惊爆上演，却只能令国人乃至全世界，对刚刚成功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担忧。在传媒资讯无比发达的今天，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学术明星”演绎的“武力签售”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已不仅令中国学术蒙尘，更将使名城北京蒙羞。身为北京出生的70后女作家，我的笔此刻变得无比沉重，隐隐感到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伤害。
行文至此，“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的客观效果已经毋庸多言。那么，为何前文提出请两位“明星学者”思考是否应下课的想法？这里，我所说的“下课”，是请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走下大众讲坛，在普通大众和大众传媒面前“下课”。这种想法，引发于阎崇年先生近日提出的、有资格与他对话的三重标准。
10月9日，阎崇年先生针对记者采访，首次对掌掴事件做出回应，否认此次“签售被打”缘起学术之争。对有资格与他进行学术论争的对象，阎崇年先生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应该说，这三条杠画得相当高，不仅普通大众根本无缘，而且连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者、学子，也不在阎先生的视野之列。这段回应，其实是对大众文化资质的否定，对公众渴求真知、渴望对话的拒绝。
既然拒绝与大众平等对话，把人民大众毫不客气地划在了学术论证的圈子之外，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等明星学者，似乎就应回到符合阎先生三条标准的学者小圈子里去，不再占领大众话语平台。况且，与其这样战战兢兢，依赖钢盔保安来隔离大众，不如恭恭敬敬地向大众鞠个躬，坦然宣布下课。而后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真诚的学术见解和朴素的处世原则，重新赢得公众的谅解与尊重。
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为了保持公民社会的和谐稳定，“重兵护驾”的图书签售理应“叫停”；而拒绝大众的明星学者们，似乎也应及时“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