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的中国影视观众来说，拥抱与亲吻的镜头可谓是见惯不惊了。但往回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恐怖事情。别说中国人拍摄的电影里不能有这样的镜头，就是外国人拍的电影，在中国放映时，也会将亲吻镜头删节干净，而报刊杂志，如果胆敢登这些剧照，必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会受到来自有关机构的查处，还会受到民间保守人士的口诛笔伐，1979年，《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上刊登了一幅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亲吻剧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全国数百万人参与到激烈的论战之中，成为一大历史事件。
即便是在这样的坚冰状态之下，中国电影人中，还是有敢于吃螃蟹的人。他们如阿姆斯特郎在月球上留下第一个人类脚印那样，拓荒性地在只剩下几部样板戏的中国电影荒漠上，挣扎着开出了一朵惊天动地的小花。这朵小花，便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吻，虽经过删节与修正，只有三秒钟，但这短暂而隽永的三秒钟，却如千里冰封的黄河上融开的第一道冰痕，成为滚滚春潮的前奏。
初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悄然来临
1980年春节前，在一些大城市的远郊电影院，悄然开始上映一部名为《不是为了爱情》的新片。这种事后证明是有意为之的反常上片方式，不仅没有如主事者期望的那样使影片逐渐淡化并最终消失于无，而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架势，迅速从边缘进入到中心城区，热映程度达半年之久，此片让地处西南一隅，在中国电影界处于相对弱势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在当年创下了建厂以来最好的记录，售出300个拷贝，按当时一万元一个拷贝计算，这已是个天文数字，而此片投入的成本，不到40万元。
这部电影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主题，讲述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相互扶持帮助的故事。契合了当时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愿望与心态；其二，是该剧的主角，是个漂亮的意大利留学生，与当时充斥于银幕的五大三粗只有刚强没有柔情的女主角形成反差；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电影中正面描写了爱情，颠覆了传统银幕形象中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钢铁男女。不仅如此，还展现了疑是“三角恋”的复杂感情，并且还有一段虽然短暂却振聋发聩的亲吻镜头。
没有人说得清以上四个原因中，哪一条占得更多一些。但这几个因素，用当下电影发行的行话来说，即是具有“炒点”和“引爆点”，受观众的关注并引起轰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虽然当时的媒体，有意地抱以批判和指责的态度来报道和评论该片，但不仅没为这部电影的轰动降温，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8年9月29日，在影片上映后的28年，笔者到峨眉电影制片厂采访了本片导演向霖，听他讲述了该片拍摄和审查中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一部电影的诞生，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与不易。
缘起：大字报背后的悲情故事
《不是为了爱情》缘起于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
1979年春天，时年50岁的峨影厂导演向霖赴京送审新片《冰山雪莲》，住在北京招待所。因为电影中有一场兄妹桃园重逢的戏被主审的领导批评“太像谈恋爱”，要求删改。而这场戏是向霖最得意的一场戏，大家是挂着氧气袋在罗布林卡抢拍下来的，得之殊为不易。向霖正郁闷着想怎样给那些决定电影生死的白发老人解释的时候，本片的主角杨继业带着一位朋友来看他，这个人就是《不是为了爱情》的编剧杨韬，当时在铁路文工团工作。
三人喝茶聊电影聊时事。杨韬讲起了当时轰动北京的一条新闻：一个女子，丈夫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她痛苦绝望地想自杀，一个工人把她从河里救起，并一路关心照顾她，让她恢复了生活的勇气。两人也开始相爱，并准备结婚。但就在结婚前夕，“四人帮”垮台，她被宣布死亡的丈夫出现在她们面前……
这一篇题为《我该怎么办？》的大字报所披露的故事，在当时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与争议。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正在为下一部影片寻找剧本的向霖，他于是委托杨韬把大纲写出来，三天后自己离京前再议。
三天后，杨韬带着大纲来招待所，边念边谈自己的设想，当场就有听者落泪。大家通过交流，对剧本进行了风险评估。
本片政治上是反“四人帮”的，与当时的大背景是契合的。过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本片的难点，是写了爱情，这对于那些连兄妹桃林相会都不允许的主审者来说，确实具有太大的挑战性。
为了保证影片能安全出笼，他们定下一个基调：将女主角定为有外国元素的人，最终结果，是写成一个白求恩医疗队烈士的遗孤，父亲是白求恩的战友。事实证明，这种选择虽然为他们的拍摄工作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在影片的最终通过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天夜里，他们基本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初吻，也因此确定由一个外国女孩来完成。当晚，他们还决定，将杨韬初定的名片《这绝不是爱情》改为《不是为了爱情》。
熟悉中国电影的人知道，确定剧本大纲，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其后，还有众多必要和不必要的麻烦在等着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