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个什么民？城管是个什么管？
城管何其威，小贩何其衰
城市应该光鲜整洁，还是应该“乱七八糟”？权力意志喜欢前一种，哪怕是现代都市的幻觉；文化人喜欢后一种，因为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权力意志规划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国贸周边一带，光闪闪、亮堂堂透着现代感，高傲而冷酷。这里绝不允许农民摆卖煎饼果子、贩光碟、支瓜摊，可这些都是城市生动的细胞。没有生动细胞，就像如今的中关村，冷酷不好玩。
北京越来越“好看”，可越来越不好玩了。这是台湾人的评价。
相信城里人都见过城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管是权力意志的代表，“小鸡”是下岗者和农民。城管制度当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容，管制流动摊贩，但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以暴易暴、酿成人命的悲剧屡见不鲜。
更残酷的场景出现在派出所收容“盲流”人员。广州“孙志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打造国际大都市”这般光辉之名，诸多恶行顺理成章。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大义凛然地站在校门口拒绝蒋介石的军警入校。台大校门附近的空地上违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卖豆浆、钟表的小商贩在这里营业，有人主张拆除这些建筑时，傅校长倒认为这些人靠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没必要为难人家。
中国城市管理人员，某些权力意志者，最缺傅先生的胸怀与雅量。人都得不到尊重，城市光鲜又有何用？
农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断不会忍辱进城讨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假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农民们惟有进城讨生活。
在中国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下签。生为农民，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赶、被人骂，像老鼠一样四下流窜。
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中国十大阶层”研究表明，老九农业劳动者家庭年收入6780.01元，垫底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为10577.69元（2001年），再不济的城市家庭收入都高于普通农民。
去年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胡最后不得不关机。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忍耐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农民之所以安分守己，是因为他们还有“奔头”。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卑微的“奔头”掐灭，否则城里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乡村何以衰败？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抽走了乡村精英
城市不好进，乡村也不好呆。如今的农村已非昔日田园牧歌。
打工者出走的乡村已是一幅破败景象。“3861部队”，除了妇女儿童，剩下就是老人了。土地勉强在种，只能维持生计。农业只是一碗饭，工业才是一桌菜。但乡镇工业已没了当初红火的景象。现代工业留给乡企的空间有限，它们只能干城里漏下来的活儿。
乡土文学里，“随便到田里搞一下就是一顿菜了”。今非昔比，化肥、农药滥用，导致鱼虾绝迹。顺便提一下，城里人喜食的田鸡是速成饲料催肥，乡村已无青蛙这个物种。村口的大树已被伐去盖房，村委会形同虚设，职能只剩下卖地和修路。乡土的衰败，令文人骚客备感失望。故乡沦为某种文化符号。
文人骚客的乡村画卷是乡绅的世界。如今乡绅阶层缺失，所谓渔樵耕读，“耕可以养生，读可以明道”只是古书上的记载了。
广东大埔，这个养育出政治家李光耀、企业家曾宪梓的客家地，民国时出过四位省主席，20世纪百来名将军，可谓人杰地灵，可贫穷依旧。究其原因，是人才外流。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这种人才的“抽水机效应”表现为层层抽取，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沪穗——这直接推高了京沪的房价。
陕北素以美女闻名，如今哪来的“米脂婆姨”，当地干部叹“孔雀东南飞”现象，“连麻雀都东南飞喽”。美女都飞到京沪穗和深圳了，最不济的也去了东莞。
乡村青年才俊经当兵与考学外流。他们是乡村精华中的精华。此外就数出外打工者了，他们以汇款的方式回馈家乡，但有些事是汇款解决不了的，比如参政议政。
农民在人种上与城里人并无差别。所谓农村人口素质低，除了精英离乡之外，主要是当地教育资源奇缺。“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乡村代课教师月薪平均不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普九的梦想从未照进乡村的现实。农民只求国民待遇的愿望长年实现不了。
2005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三四千年的农业税政策。只是农业仍然无利可图，因为无形成本并未减少。自古“皇权不下乡”，但税负仍能层层加码，致使乡村凋弊，此所谓黄宗羲定律。今天一些地方所谓乡村自治，也是“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层层盘剥农民。不少乡村恶势力横行，不是乡绅治村，是恶人治村。
眼下的现实是，二亿出外打工的民工都是农民中的精华。这些精华被城市使用后抛弃。回乡，他们已找不回自己的位置，打工，赶上经济危机、城市淘汰。他们沦为多余的人。
新生代农民还会那么听话吗？
农一代与农二代：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
老一代民工即“农一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城市别指望这样对待“农二代”，那些与你我同样有现代意识的80后农民工。“农二代”，才是未来中国农业剩余人口最大的危机。
一位工厂老板笑谈，新生代民工也追电视剧，也参加PK选秀，对自己的权利特别看重，头脑灵活不好管。农二代“放下书包进工厂/工地”，根本不懂种地，对城市街道胡同的熟悉胜于乡野田畴。乡村没有位置，他们想当然以为自己的未来在城市。
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6555名“90后”的调查显示，61.1%的“90后”认为，出身背景、家庭财富、父母关系、学校好坏等因素对自己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同龄群无形中已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乡村皆如此，80后/90后对“起点不公”的愤懑将是未来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中国青年报就相关调查发表文章《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平等比生存更重要》：第一代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知足了，而农二代民工眼里，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工钱更重要，“他们不想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其父母辈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务工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和“增长见识”。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身价值。在求职、工作过程中，他们敢于“挑肥拣瘦”，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决不会像父辈一样选择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认为与当地人关系融洽的比其父辈少。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论“社会的断裂”时，引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比喻：现代社会运行正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中国同法国一样，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农二代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衡量现代人指标特征，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但不盲从，他们都具有；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只要城市接纳他们，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说新生代民工是中国社会最全球化的群体并非无根据，在国际新闻中经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甚至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更具国际化生存能力。最不全球化的是垄断行业，和城里不愿干活的懒虫。
农二代民工与其属于农村，不如说属于城市，他们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假如政策性地将他们“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那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的危机。城市政策制订假如忽视农二代的权益，将铸成大错。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尤其跨入全球化大门之后，就一直面临这三个问题。
答案在中国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是中国未来的答案。
进化论认为，新物种的诞生一是靠漫长演化，二是靠突变。五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突变和短期演化能催生新物种吗？显然不能。三代造就“城里人”之后，中国人“生命树”的根基仍深深扎在泥土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土的”，“城里人”只是变了种的“乡下人”。
我们向前苏联人学习工业化，向美国人学习市场经济，向法国人学习时尚。其实最应该学的是爱尔兰那样“诗人与农夫”的国度。
如今，苏联这个国家的概念都荡然无存了；美国没有历史，他们最好的市场制度与经验今天也需反省；法国时尚，他们工匠比中国工匠如何？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玩艺儿”能与唐宋元明清的手艺相提并论吗？若说奢侈品，中国人做出的才是顶级奢侈品。若说时尚物件，出口西欧的景德镇瓷器是当时最大的时尚。
两千多年前，一帮中国农民研究出一套待人处世之道，后称国学。国学即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农民祖先则视为为人处世之道的法宝。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案例都是TCL、联想等的不成功或尚未成功类型。可早有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走出去”了，他们靠现代企业制度，但根基是传统农家的家族制。
爱尔兰开始在中国传媒上宣扬“创意立国”之道，但其根扎在“诗人与农夫”的土地上，那个诞生过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和歌手恩雅的土地。中国的乡村也曾是诗意的土地。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他反思说，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网上流浪诗《我们都是农民》唱道：“此时，青山与绿水在等待/百鸟与虫兽在等待，座座静立的老屋在等待/父老乡亲也在等待，等待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都是农民”。
希望这不是乌托邦愿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一靠开放二靠乡村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那是我们来的地方。城市的繁荣绝不能以乡村的凋弊为代价。
福利纠葛：社会主义的礼遇
南街村、大邱庄曾经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样本：按需分配了。
但这仅对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有意义，后半段，响应者无。孤立的个案和试验难以全方位推广，但福利下乡的政策，惠及农村千家万户，却是千真万确的。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有保障。10元钱办一个本，看一年病。各级医院都设有针对农民的合作医疗保障措施。
在华南地区，一位刚刚结婚的打工女子，将自己的户藉从内地城镇户口转成农业户口，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每年能分到几万块钱的补贴。
全民发红包在这两年里，已经不是什么壮举了，而是具有普遍色彩的方式。而红包又都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社会主义的福利特色体现了它的关怀性。
这导致了近两年农村的新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使得安居乐业变得可能。更多的人从农村搬进小镇，小镇也开始有自己的房地产事业了。
经典回放：南街村、东莞发红包
城市化纠葛：CBD与城中村
在广州，CBD与城中村互相咬合；在北京，CBD驱走城中村；在上海，CBD避开城中村。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
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中国的城市发展之痛、之败笔，都在于发展模式的单一。早期城市发展有工业、后来有私营经济、再后来有虚拟经济、然后就开始卖地了。中国市民的消费热潮也从家电、家居、数码产品向品牌服装、车、房转移了。
后来发现房地产是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既有GDP贡献，又有税收，兼顾修马路与绿化，还有城市形象与政绩。城市化运动中，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是最常见的模式，于是就有了拆迁、回迁、就地上楼、钉子户。北京人曾笑言，本地土著都被赶到四环外了，拆迁获得一笔补偿金，又买不起附近的商品楼，只好到四环外买房子，后来四环外也买不起，就往五环外搬。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住的不是老市民，而是新城市人：新富阶层、创意阶层、白领阶层。常常叫什么魏家村、史家屯的地名，其实已是城区的一部分，城郊结合部不断外移，城市包围圈扩容，城市容纳更多的混居者。
但城中村的风景亦屹立不倒：大杂院、小弄堂、牵手楼，城中村的村民顽强地在城市里展开拉锯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史上最牛钉子户在重庆，将五星红旗插在已成孤堡的屋顶，多少显得壮烈。
租住城中村的，以外来务工人群为主，里面多有农民兄弟，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的很多工作，是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也使得城市变得更加舒适、方便、成本变低。
经典回放：重庆钉子户
阶层纠葛：歧视与反哺
以前崔健唱“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大家读“田园诗”。愤怒没有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对阶级兄弟的歧视仍然存在，许多专家提出，“农民工”一词即有歧视之意，而市民对农民的那份嫌恶，可以说是骨子里的，阶层形成的威力多么之大，哪怕是亲属，也会有巨大的分野，文艺家在《中国式结婚》的电视剧中多有描述：两个大学生结婚，乡下小伙子娶了城里老婆，于是处世矛盾和人生价值观就展开了冲突。而在中国曾经掀起了讨论巨浪的“河南人惹谁了”，诸多版本的出现更是将歧视推向高潮，但随着社会观念演进，这种提法终于烟消云散。
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城市需反哺农村的思路了，大意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而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民们自给自足、纳税、种粮、交最高的电费，享受最低的福利，支持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让祖国更美好，他们被遗忘。现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需要运用一切资源、资本，去开发农村、帮助农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策略和优惠政策。
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个热烈的话题，如何将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让社会保障能满足他们的生活。美国政府羡慕中国能将医疗、教育的包袱在家庭内解决，而不成为社会性的负担，但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让农民脱贫的问题，一个方法是就地上楼，成为城镇居民，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农民收入。30年前，中国有10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现在，中国已消化成7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5%。所以中国的治理有一句政治名言：“任何小事，乘以10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0亿，都会变成小事。”所以有两句并行不悖的口号，构成两种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