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弃农民身份就变“洋”了吗？
土与洋的故事，一朝进城忙“换装”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为10%，十个里九个是农民；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不过19%，五个里四个也是农民，这种低增长当然与“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政策有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达到了45%（国际平均水平为50%）。
这么说，今天的城里人多数是60年间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衣着光鲜的大都市人，他们家族前传的主角都是农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数都不承认或故意遗忘这个前传。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换装”的故事。干部进城第一个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是什么？是“换装”，将乡下妞换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电视剧版，真实生活版的石光荣应该有一房乡下老婆。多数干部即使未到场，父母大人早就在乡下许下一门亲事。这位乡下妞素未谋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会像城市小姐那样动不动就对丈夫的穷亲戚冷嘲热讽。
“换装”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时期大学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改革开放后的回乡知青则有《小芳》歌谣。
《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不敌另一个她，妖冶不可方物、摄人心魄的“现代化”。这位“现代化”佳人还有个艳名叫“摩登”。不只干部、知青、大学生，所有城里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无主。“摩登”代表先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并没有错，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谁。现实的城里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内疚心理的不多。这不是矫情。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乡村世界里的人要花一倍或数倍的努力方能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农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感叹“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现代化借传媒营造了一个超强话语场，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谚云，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三代之前都是农民，三代之后足以造就一个城里人：袋袋裤、蛤蟆镜，杂染的毛发，乜斜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新人类。但骨子里，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中华大地上繁衍的物种。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在土与洋交织的当下社会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扪心自省，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小聪明的农民嘛。你以为你换了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吗？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以及户籍管理限制，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中国2.26亿农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三四亿人如果都去美国、去欧洲，势必就成了西方人胆寒的“黄祸”。办法只有一个，自行解决。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方案。
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又发“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论，以为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大炮”总能道出权力精英的心底话。各级市政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虽明面不提，却暗地实施。问题是阻止农民进城就能造就“高素质”城里人吗？相反，垄断只会导致低能。
沿海省市“腾笼换鸟”的做法，留下精英，去掉“糟粕”也并非新鲜事。安徽保姆被需求时，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小保姆就成为《我爱我家》这类都市剧嘲讽的对象。北京人管外地进城找财路的叫“老遢儿”，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儿”提供——为特供京城用水，周边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来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30万民工子弟就读，成了北京人的新难题。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令民工进城的目的倒置：过去是因打工而找门路让子弟上学，现在是为子弟进京上学而打工。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学，那将是对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验，届时，道德困境和竞争压力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户籍制于人道原则、于生产力原则都不符。人道上，城乡两个世界的纠葛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过程，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成功。生产力上，打破城乡二元将极大提升生产积极性，激发中国农民巨大潜能。我们不妨请经济学家算一算，这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