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社会，乡土中国。
1949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12人生活在城镇；
197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80人生活在城镇；
200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
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
今天，7.2亿中国人生活在乡村——其中，每年有2.26亿乡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
“三农”问题悬而未决，中国城市与农民已纠葛为一体，又壁垒分明——中国社会的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但农民在城市缺失公平待遇。部分城市政府和市民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强化了以户籍为前提的“出身论”，在认同农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歧视农民，却忘了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体、被忽略的中国骄子，是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所谓城市化，根本不成立。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要感谢和帮助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来自，也是我们亏欠多年的兄弟。
农民是个什么民？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了下签。生为农民，你得付出比城里人多一倍的力气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两个世界的纠葛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前行。
打破城乡二元，激发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请经济学家算一算，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文/肖锋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似乎错失了一个重要主题：感恩。今天，我们重拾这个主题，感谢农民，尤其感谢两亿多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富于进取精神的官员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外，改革开放30年贡献最大群体首推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改革的头号功臣，理应得到善待。当下，金融危机走向纵深，他们又成为第一拨受害者。
如何摆平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天平，是历届中国领导人也是每一位城里人面临的课题。回馈农民，城里人需要利益让渡；不是凭一时良心发现，而在制度设计。而从观念上解开“农民”这个称谓的死结，更需要勇气和久违了的传统道德力量。
“农民”何以变成一个形容词？
污名化农民的背后，是为建立某种身份优越感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进城后的毛泽东仍保留对红烧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唠叨，说这是农民习性。一次被唠叨急了，毛泽东大吼：“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
江青以健康为由的唠叨并不错，错的是将之与农民联想的小资作派。贵为红色“革命闯将”，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难发现旧上海滩的履历。
小资情调视农民为土气。“真农民！”是小资们常说的一句嘲讽。“农民”变成形容词。如今“小资”也是形容词，“你才小资呢！”
社会学称此为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获得某种优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即便在赵本山、冯小刚式的幽默中真正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那都是城里人的调侃。
在城里人的传媒中，不难发现对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似乎这是农民天性。以致一旦发生刑事犯罪，城里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进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推出的“关爱”和“教育”民工的歌谣如是云：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盲流”一词早见于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指称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有学者指出，“盲流”一词的发音，倒过来就是“流氓”），令对“盲流”的粗暴执法合理化。孙志刚的悲剧最终导致该法令取消。
从“盲流”到“农民工”，这些词语里面包含的污名化倾向，既是一种贬斥，农民不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也为建立某种道德优越感，农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学者就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展开研究，对《扬子晚报》的统计发现：2001年该报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负面角色占66.7%。包含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等标签。
传媒或互联网属于城里人，它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贬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个城里人胆敢自称“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是需要勇气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