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第13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第二现场。作为特邀嘉宾的仲呈祥教授接受主持人朱迅的采访，面向全国观众点评本届青歌赛。仲呈祥概括出本届青歌赛的三大特点：一是贵在自觉。青歌赛历练出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意识。二是重在引领。青歌赛的引领意识极为鲜明。三是妙在创新。创新是青歌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曾经担任过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仲呈祥教授，从事专业文艺评论工作已经30年了。如今，仲呈祥的最新职务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并同时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博士生导师。除此之外，仲教授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艺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客座教授。
认识仲呈祥，始于多年以前，参加文化艺术领域学术会议，数次聆听发言。仲教授擅长以哲学思辨阐述文化艺术问题，将社会热点与文艺理论共冶一炉，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采访仲呈祥，是一件愉快的事。原因有三，其一，仲教授快人快语，思维敏捷，语言犀利，直达问题本源；其二，仲教授语出惊人，单位时间内从其口中输出的信息量大，且内容真诚而充满思辨；其三，仲教授性格豪爽，幽默感十足，令整个采访过程轻松惬意、气氛和谐。
一、学术之路：鲁迅；朱寨；钟惦棐；王元化
今天的仲呈祥，是一位有着丰富知识与多学科背景的文化学者，他博览群书，研究领域涵盖文学、艺术、哲学、影视等，对待学术的勤奋态度和惊人记忆力使他成为文艺评论界的引领者之一。回想起30年学术之路，那些对自己影响深刻的导师、恩师历历在目。
仲教授坦言，对自己早期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鲁迅先生。“通过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让我懂得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民族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懂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要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要像鲁迅那样，对社会、对时代、对祖国、对人民，富有责任感。从鲁迅身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分子要说真话，求真理，诉真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花样翻新的艺术潮流面前，我时常告诫自己，要始终保持追求真理的精神，要在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与时俱进的艺术观的前提下，笃信自己的学术信仰。”
第二位对仲呈祥影响较大的则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寨先生。“文革”刚过，从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仲呈祥追随朱寨先生参与编写“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30多岁的仲呈祥与50多岁的朱寨，住在社科院为他们在陶然亭公园里租的房子中，每天笔耕不辍，最终成就了这部至今仍具有珍贵学术价值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仲呈祥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为后来编写《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朱寨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回首过去，仲呈祥充满感慨。
被仲呈祥尊称为恩师的我国著名电影美学家、评论家钟惦棐先生虽已辞世二十年了，但其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至今仍然影响着包括仲呈祥在内的众多当代文艺评论家。作为钟老的关门弟子、学术助手，仲呈祥曾经在钟老一生的最后几年中，学习、工作、生活于他的身旁，耳濡目染钟惦棐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和美学观，专注于宏观审美思潮的演进和发展，以及从整体上导引全民族的电影文化活动和审美鉴赏修养朝着更高层次发展。从钟老身上，仲呈祥懂得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哲学不过关是不行的，哲学是人的总开关，要重视哲学，重视辩证法，重视历史。“晚年于病榻上的钟惦棐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的学识，相当重要的部分都得益于两部书：一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前者教他以辩证思维，后者给他以历史智慧。”
如今，品读仲呈祥教授的文艺评论，从中莫不感受到他从钟老那里学来的深刻的辩证思维和丰富的史识。他不但秉承了钟惦棐先生文章的言简意赅、力透纸背，而且在史学观、美学观上不断创新，追求深意。如在仲教授发表于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的《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食粮》一文中，谈到近五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仲教授总结出两条宝贵经验，他说，“一是在主题开掘上，注重在宏观的审美价值取向上把握好‘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心民情，切忌趋时媚俗消极迎合，反对以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取代艺术审美的精神美感，尤其是在涉及人类情感领域的敏感问题——如婚外情、第三者、精神出轨、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离婚再婚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做出符合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规范的艺术表现和审美评判；二是在艺术构思上，注重自觉突破鲁迅当年批评过的此类题材往往囿于家庭婆媳、姑嫂、妯娌之间‘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观，并以这小悲观为大世界’的局限，努力把私人情感与普世大众情感、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尽可能折射出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大风貌，传递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社会与家庭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内心的和谐。”
另一位对仲呈祥的学术风格影响深远的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王老每有新著，总不忘赠他；他每赴沪出差，总挤时登门向王老求教。“从王元化先生身上，我领略到艺术的思辨之美，懂得了反思的真正含义。王先生针对中国电影讲的一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电影），如果像股市上的股票一样，通过炒作来求得升值，那便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悲哀。’我以为文化思想的价值在于其自身，商业手段虽然可以把它炒得热火朝天，却不能改变其真善美的价值法则。”
十几年来，有心的人们会发现，无论是担任金鸡电影节评委会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还是在各种电影节、研讨会和看片会上，仲呈祥从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在美学评析与历史评析辩证统一的前提下，客观地评价每一部文艺作品。
譬如在对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评论中，仲呈祥教授以冷静的态度看待来自社会各界的诸如“改编过大，不忠实于原著”的指责，指出，“在我看来，既然是今人改编，那么就恐怕难以做到在完整意义上的忠实于原著的文本自身，因为谁也无法令自己的思维完全同数百年以前的原著者（罗贯中、施耐庵）重合，更何况视听艺术思维与文学思维，原本就是空间与时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思维。所谓‘忠实’，说穿了，不过是‘忠实’于改编者自身对‘原著’的理解。（当然，同时还要求‘忠实’于电视剧特殊的审美规律和‘忠实’于改编者自身的审美优势与风格。）这样‘理解’，就难免可能既有正确的，也可能还有一些不那么正确的甚或是错误的。于是乎，忠实于对原著的正确理解，并运用独特的审美创造将文学思维成功地转化为视听艺术思维，就造就了荧屏上的《水浒传》之‘得’，反之，则势必酿成其‘失’”。
在谈到当前中国电影以及“大片”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时，仲呈祥认为“从《英雄》到《夜宴》，全是讲虚幻的关系和夸张的人物，徒有视听奇观。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成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缺少人文精神和历史内蕴，将使观众越来越远离电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