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败露
“地下暗道”惊现
警方的侦破进程，清晰地勾勒出了这起偷渡大案的犯罪轮廓。
最初，机场偷渡策划者欲从国际航班登机口解决安全进入的麻烦。
机场“内鬼”与“蛇头”接触后，利用对机场关卡、防范制度和地形的熟悉，给偷渡者提供伪假证件及工作制服，然后将更衣佩证的偷渡者从地下停车场的员工专用通道带入国际候机区。但当他们企图打通登机口检票员和边检人员的关节时，却发现由于登机口检票员和边检人员经常更换，若想让偷渡者持假登机牌假护照硬闯，其难度和风险极大。
经过仔细琢磨，有“内鬼”提出“新方案”:廊桥与机身连接通道中间有一个门，门外有固定梯子供特殊许可者通行，梯口下面有专人把守。如若打通这一关节，让偷渡者进入停机坪抵达特定廊桥的梯口下，只要把守者放行，偷渡者就不必通过登机口。
在对国际候机区与国内候机区防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后，“新方案”让偷渡者购买国内机票进入国内候机区，在卫生间换上机场工作人员制服及胸牌，然后经“内鬼”引领带路，走员工专用通道进入停机坪，再由货运公司运营专用车司机暗地里将偷渡者悄悄送到特定廊桥梯下，再买通监护员，偷渡者就可以登梯进入廊桥，与经过登机口检验的登机旅客混在一起登机。
如此“新方案”在实施中也有败露风险。因为就算躲过国际登机口检票、验护照混入机舱，但登机固定人数在进入机舱时还要再经统计，倘若乘务人员心细，统计人数后就会暴露有人非法登机。
为规避风险，修正后的“替代方案”出台:偷渡组织者找外国人当“托儿”，从北京购买国际机票，让偷渡者与“托儿”在廊桥中间会合，拿着经过登机口检验过的登机牌登机。“托儿”从廊桥中间门下梯，由机场专用车司机接出机场。
一个问题又产生了:毕竟，当着众多从廊桥登机国际旅客的面，一伙人交换登机牌，脱下工作制服转身登机，万一旅客中有人心生诧异通报管理人员，万一有警务人员便装登机，偷渡败露的危险依然很大。
于是，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
既然能把外国“托儿”直接送出机场，为什么不把偷渡者直接送到国际航班舷梯下呢？“内鬼”发现，并不是所有国际航班都能使用廊桥，“远点登机”———即需用摆渡车将乘客送至停机坪登机时，检查比不得廊桥严格，有时甚至没有检查人员守在舷梯下检票验护照。当外国“托儿”与其他乘客从摆渡车下车时，被收买的机场专用车司机将偷渡者送到舷梯下，这一刻，偷渡者只需从外国“托儿”手中接过登机牌登机，外国“托儿”再趁乱钻进送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悄悄离开机场，一切就都妥当了。
“内鬼团伙”
整体高效运作
身为首都机场工作人员的12名涉罪被告人，其工作及职务有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工人、航空安保公司通道班副班长、通道警卫员、飞行区航空器监护员、国航地面服务部工作人员、国航货运公司运营基地司机、国航站坪运行中心摆渡车司机。这些涉罪嫌犯在协助偷渡的过程中表现“抢眼”。
据办案人员分析，2007年12月28日发生在CA991航班舷梯下的偷渡案，体现出偷渡团伙“周密协作、精确配合、指挥缜密”的惊人特点。
在T3航站楼建成前，T2航站楼拥有近机位35个，远机位120个。国际航班停靠近机位还是远机位，只能提前两小时获知。因此，及时搞清偷渡者所需搭乘的国际航班停靠何处，极为关键。而能获得如此重要信息的人，只能是机场内部可以接触到这一信息的工作人员。
另一个关键点是，要即时观察有无检查人员把守在特定的国际航班舷梯下。涉案人员采用了“双保险”的方法:有“内鬼”驾驶机场专用车在准备偷渡登机的国际航班周围游动巡查，还有“内鬼”站在航站楼内最恰当的位置即时观察了望。
一次，外国“托儿”抵达机场准备“调包”，因突然发现有检查人员出现，“内鬼”指挥者毫不犹豫地撤销了偷渡计划。还有一次，4个外国“托儿”在登机前未能与偷渡者准确接洽，只好登机飞出中国国境，在国外机场睡了一夜后乘次日航班返回———这是偷渡组织者一次不大不小的“失手”。
为确保偷渡成功，12名涉案机场工作人员伪造登机牌和机场工作证件，提供机场工作制服，引领偷渡者通过专用电梯进入停机坪，驾驶机场专用车的司机接应偷渡者在偏僻处等待指示，场内巡查和近处观察者注视侦探检查人员的位置及动态，再及时汇报偷渡指挥者。如果偷渡条件成熟，载有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辆就跟随在载有国际航班乘客的摆渡车后面。一般情况下，摆渡车司机停车后只打开面向舷梯一侧的3个车门，但为了给偷渡者趁乱与外国“托儿”换登机牌提供机会，被买通的摆渡车司机会开启两侧的6个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