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我是在1968年春季离开中南海，回建委机关接受进一步“审查”的。
19 6 7年4、5月间，我们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31日，也就是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关于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部署的那一天，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我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具体证据，最后把我具保释放了。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找我谈过话。我说:“这已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查吧。”总理说:“已决定从×××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象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我原名相同，仅仅是三个字，既无年龄，也无籍贯和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审查，同时，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叛徒”、“特务”这两顶大帽子一扣在我头上，我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搭起帐篷，打起“揪谷兵团”的旗号，安营扎寨，夜间也在狂呼口号，闹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我出面主持开会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了。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让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同志研究交通问题，就有人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务”坐在一起，说是这样做，就成了“叛徒、特务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成员)，军管会执行的局面，那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所谓“叛徒”问题由于以前查过，现在再查也容易搞清，还不至于置我于绝处，那么，所谓“特务”这个新鲜问题由于一时很难查实，就使我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了。我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勉强做了一段工作。后来，富春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出面工作；这样长期地与群众对立下去，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群众要查让他们继续查去。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总理的意见是:让我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为此，他们已向建委军管会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我当然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和批判。富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总理还让我转告你，自己要珍重，要经得起磨炼！”我点着头，记在心里。临离开中南海的前两天晚上，先念同志来看我，他义愤地说:“你当时不是当华东局秘书长吗？管着机要，如果你是特务，华东战场的胜仗还怎么打？”又说:“堂堂的共产党华东局秘书长，怎么才当了个国民党少校特务？真是奇谈怪论！”在这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总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混灭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谓“特务”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总算找到了那个与我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个人是比我年岁大得多的河南人，是与我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这才宣布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我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这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远离北京的地方的所谓“一号命令”。
我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总理那里汇报“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让我到江西干校去。总理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我后来到四川江油和泯江紫光铺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又在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时，我才奉调回北京参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总理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两个月；一是让我抓抓港口建设。后一个题目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那次会议，通知我也去参加。我到了会议厅时，周总理已坐在那里了。这是我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总理，心情很激动，急忙上前与他握手，他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见他瘦得厉害，就说:“几年未见，想不到您瘦成这样！”总理说:“你想我能不瘦吗？”是的，总理能不瘦吗？！“文革”闹了这么多年，他日夜操劳，其中辛苦，国人皆知。所幸的是，人间自有正气在，“文革”中的那些跳梁小丑，或折戟沉沙，原形毕露；或多行不义，狰狞日现。而总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却更加崇高。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宣布:“谷牧同志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问题。”他站在很高的角度，讲了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和粟裕同志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1973年春天，我恢复了建委主任的职务。再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显得更加瘦弱了。我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我心情突震，惊愕万分。他遂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勉励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那以后不久，他就住院治疗了。我们只能从一些文件上，看到他的批示；从电视广播报纸里，听到他会见外宾的消息，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坚毅的风采……
十七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此前，“四人帮”妄图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了毛主席的训斥。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的几场主要活动。在这次全会上，正式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1月18日晚上8点，四届人大的新闻公报及人事名单发表，周总理继续担任总理，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总理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都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记得那一次会议开始前，我还将带去的一本从旧书店中买到的有周总理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总理看。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你把这本书给我收回来了！”他问我这本书是从哪儿买到的，我说是在琉璃厂。他说:“琉璃厂很有名气，可不能毁掉！”北京市后来搞的琉璃厂文化街修建工程，就是按照他的遗愿进行的。
自那天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的一些指示，我们是从小平、先念同志那里听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时，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先念同志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我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都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7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叱咤风云的革命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刀阔斧、有声有色地全面整顿“文革”留下的烂摊子，在饱受“文革”煎熬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春风，全国人民又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不断制造舆论，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的天空上又乌云翻滚了。人们凭着多年动乱悟得的经验，体察到这股阴风的矛头所指，都在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他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同志担心……
十八
刚过1976年元旦，就传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6日半夜12点，王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老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性立很久，感到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严酷。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将近一年没有看到总理，现在让我们探望，必是大厦将倾。总理啊！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多么希望您活着啊！全国人民又多么希望您活着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时半，主老和我一起去看总理，走到总理的病床前，见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老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他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我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我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赤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9日早晨，广播里传出总理逝世的讣告。我在哭泣，我们一家人在哭泣，整个北京城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时，我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同他作最后的诀别，从1938年第一次见到他到此时，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接待外国使团的吊唁，不少外宾也泪水盈眶，有的女外宾还哭出声来……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哀乐低回。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满含泪水，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总理献花圈，开追悼会，彻夜不散。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月15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当小平同志在致悼词时说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悲痛时，全场一片哭声。追悼会后，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途中，十里长街两侧，几十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迎送，哭声不绝，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场面吗？！
十九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总理逝世后不到3个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虽然“四人帮”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那也只是加快了他们自掘坟墓的进程。
总理逝世后不到9个月，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大师，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之危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老兵，我更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协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支持、勉励与批评，不会忘记38年间他所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不会忘记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构筑起来的高尚品质和伟大风范……(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