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作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此事如何处理。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因为王力在会上发言攻击了陶铸同志，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宣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十四
《十五条》的风波暂时过去以后，我于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在出差途中，除了看报纸外，我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到大街上去看一次大字报。陶铸同志被点名批判的消息，上海“一月夺权”事件，我都是从大字报上最先看到的。我意识到，“文革”是越问越邪了。在此期间，国家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还给我发来几份“通碟”.要我立即“滚回北京”接受批判，声称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来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坚持完成了任务，于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抓紧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那次也是两个高大的警察，一左一右把我挟上他们的囚车。不同的是，那一次上的是卡车，这次上的是小汽车，阔气多了。还有，那一次是夜里，这一次是白天。当时我想，我真的能再一次进北京的监狱吗？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这是因为象我这样的当权派，机关内外的各种造反派都要抢着批斗，万一被别的派抢走了，他们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在那年春节前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我们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联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等问题。
过不几天，即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我和余秋里同志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打那以后，我们抓工作就更困难了。社会上对我们的批判不断“升温”，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最紧迫的是铁路、交通问题。3月21日，周总理通知我，根据3月19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3月26日清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统计一下铁、交、邮三部军管需要派遣的解放军人数；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属单位可以先行军管，说六个对外港口批准军管的电话稿已经批发了。我们起草的对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文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当时有个提法是，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4、5月份，铁、交运输情况日坏，工人、学生扒车来京上访的事件不断，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总理十分担忧，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交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我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交两部的决定。5月31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中午亲到毛主席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总理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下午，总理
十五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在“文革”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一份党内老干部和民主人士的重点保护名单；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不准随意改变被批斗干部工资的电报稿；在揪斗部长风潮最甚之时，又是周总理制定了让被斗部长轮流进中南海休息的制度；执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挠时，他总是亲自派联络员前去交涉，使得部长们在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被揪斗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70年代初期，又是周总理借着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发心脏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请毛主席同意，恢复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来后，周总理又做工作，实行了部长级以上干部的警卫制度……这些，党内外许多老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这里只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迄今人们不大知晓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已，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象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令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扶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