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总觉得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半个世纪前，我与他第一次会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一幕；50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接触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的许多笔记本里详细记载着他的教诲和活动，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在1976年初那举国悲恸的寒冷日子里，我常常独坐灯下，心绪黯然地翻看那些笔记本，追思他那熟悉的身影和光彩照人的一生。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把我所敬仰和了解的恩来同志写出来。如今终于有条件可以从容地理一理思绪，以偿夙愿了。
记得国外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情往往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周总理在建国以后所起的作用，还是很确切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曾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总蓝图。而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则需要做大量的具体、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肩负了这副重担。恩来同志以他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忠诚和负责的精神，以他过人的才智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使命。要使一个蓝图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经常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修改，更何况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蓝图呢！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恩来同志在组织实施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他的胆识和创造性，做了大量因势利导、扶正纠偏的工作。这是周总理最突出的功绩。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时期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异常困难复杂局面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作为执行者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但他能忍辱负重，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而对那些乘机兴风作浪的阴谋家、野心家们，他则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他的高风亮节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
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纪里，能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幸事！是年轻共和国的幸事！是全国人民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作为一个不谋任何私利，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好总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
一
我初次见到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此前，我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地下工作，曾随军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失败后，我所在的师伤亡惨重，在辗转撤到河南信阳时，我决定到武汉找党。一到武汉，我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我经历的“淞沪战役”经过，目睹的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仓皇溃退的情况，着重反映了有大量武器被丢弃，建议通知地方党组织设法收集起来，武装抗日游击队，以免落入敌顽手中。并提出要见见办事处负责同志，面报我的一些想法。不久，即接到约我去谈话的通知，办事处负责人李涛同志接待了我。他说:“你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恩来同志也看了，很感兴趣，我们约你今天来详细谈谈！”
我听说恩来同志也看了我的报告，心里很高兴。对周副主席，我景仰已久，今天能不能在这里见到他呢？我企盼着，但没有把握。我坐了下来，向李涛同志汇报。当我们正谈得热火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因为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没等李涛同志介绍，我立即站了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恩来同志说:“你就是谷牧啊！”我说:“是！”他握住我的手，既没有叫我坐下，自己也没有坐下，大家都站着谈了一番话--
“你和李涛同志谈得怎么样啊？”他问。
“我们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我说。
“继续谈吧！李涛同志大概已给你讲了，我们看了你的报告，觉得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你提出的要到延安去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不要着急。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太方便，还是让李涛同志给你安排一个住处，找一批书给你看看。几个月没有看到党的文件了吧？”
“是的！”我回答。
“先看看文件，然后再谈你去延安还是继续留在敌后工作的问题。”
“周副主席！我真想去延安学习。”
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会儿，用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据我看，可能是敌后工作更需要你！”说完，他让我和李涛同志继续谈，有事离开了。
当天，我就被李涛同志接到一个地方住下，认真阅读他送来的一批文件和书籍。几天后，我即得到通知，到驻在苏北新浦的东北军万毅同志那里，继续搞敌后工作。
二
说来凑巧，我第二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党已成为执政党，担起了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重任。那是在15年后的1953年11月。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总理那次到上海，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同志(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我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我讲工交生产情况。总理进来时，我们在会议室门口迎接他。在见到他的那瞬息间，我发现他英武可亲一如当年，而且显得更年轻，更加神采奕奕。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向他汇报。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我们刚刚汇总起来的，不少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就出现了一些尴尬的镜头。有时，我们正说着，总理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我们就忙着翻本子，他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是××××吧？”待我们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当时我们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我们几句，他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他的这番话，比直接批评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我总要把一些基本数字切切实实地弄清记牢。
在那次汇报中，总理与我们一起算了好几笔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厂的帐:给多少斤棉花可以生产多少尺布？每尺布的成本是多少？应该给资本家多少工缴费？等等。他特别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注意政策，既要反对他们“五毒”方面的错误，注意他们的守法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又要尽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对资本家要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要学会同资本家打交道。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更要悉心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粗暴、草率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应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在工作中努力创造新的经验。
周总理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1955年1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从此经常直接聆听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及忘我工作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带着几位部长去东北开协作区会议，我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差，也是第一次与他同坐一架专机。登机以后，他与我们亲切交谈起来，谈这次会议的开法，也谈了些万隆会议上的花絮。我们正入神地听着，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把服务员叫过来问:“快到山海关了吧？”
“是的，总理。”
接着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通知驾驶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飞到山海关的时候，在上空转一个圈子，让机上的几位部长把下面的情况好好看一看。
周总理接着对我说:“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嘛。到山海关的时候，你从窗口往下看，数一数几分钟之内有多少列火车进出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从山海关的车辆进出情况，可以看出点我国目前工业交通方面的大情况呢！”
我当然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和总理的秘书及其他随员一起十分负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飞越山海关后，我们把记下的数字报告了周总理。他笑呵呵地说:“这个数字在会上还有用呐！”
四
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深受教育的是他指导经济工作中的求实精神。
1955年，党内曾开展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一有机会，还是要大讲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发言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956年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那些年里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1956年11月10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走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总理上述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中一贯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些论述，在当时还是能得以贯彻的，但也并非没有分歧。一年多以后，我国出现了“热火朝天”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周总理的这些告诫就很难再贯彻到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