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由新竹法院、新竹地检署的司法人推动了台湾司法界“自清运动”，我们当时就觉得，检察官、法官应 该要有担当，特别在面对有权势之人时。“吴苏案”发生的半年前，我发起了一个法官“自觉运动”，最开始在新竹地方法院 发生，叫作“还给我们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我带领全台湾法官发动了一个联署签名。
1989年，新竹地检署高新武检察官办了划时代的“吴苏案”，我也见证了这个事件。那时，台湾“司法院长”林 洋港任用吴天惠担任掌管司法风纪的台湾“司法院第四厅厅长”，吴天惠的夫人苏冈是律师，在苏冈代理的案件中，夫妻二人 共同利用吴天惠的厅长身份，长期向法官、检察官行贿。
结果，高新武检察官决定主动侦办吴苏二人，并由知情的法官、检察官担任告发人、证人。1989年1月11日， 台湾“司法节”这天，吴天惠和苏冈二人被高新武检察官主动拘提审讯，全台湾震惊了！台湾的司法也开始逐渐获得台湾人民 的信任。
虽然最后吴天惠被判无罪，只有苏冈被判有罪并服刑坐牢，但“吴苏案”激起了司法界的一种自觉：有为者亦若是。 无论在台湾社会还是在司法界，“吴苏案”都树立了一个典范。
我记得1989年我们做台湾司法改革时，有个律师就公开说：台湾只有新竹法院、新竹地检署的法官、检察官够格 做司法改革，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办案认真，绝对清廉，操守没问题。
也是在1989年，桃园地检署李子春检察官侦办了“萧天赞关说案”，把时任台湾“法务部长”的萧天赞轰下台。 李子春检察官也遭遇很多压力，那时我们面都没见过，可大家彼此知道是一条心，他在桃园做，我们在新竹声援，大家都是有 理想的人。那时，敢声援我们的司法人很少。
“吴苏案”和“萧天赞关说案”之后，台湾社会开始对司法肯定，后起之秀也开始效仿这些不畏权势、挺身而出对抗 行政强权的法官、检察官。
6年后，在台中地检署，由朱朝亮、吴文忠检察官发起了“对抗上上级关说案”……
很多事情很奇妙，就这样一个个地下来。我们都算一条战线的。台湾的司法独立，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慢慢探索，逐 渐实现的。
我们很清楚政治掌权者一定想要掌握司法，当时我们做一切司法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竭尽所能地希望给司法 人独立的空间，我们希望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让掌权者不能操控司法。
当时我们已经铆上去了，就觉得，大不了丢掉这个位子，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们也没有政治目的，就是为台湾司法 做点事。因为我们知道：司法永远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都没有了，就不得了了！
我很庆幸的是，在李登辉还没成气候之前，我们这群司法界的“改革派”刚好都成长了，我们有相当的司法经验，也 在当地老百姓、律师中树立口碑了，当时我们做事，大家会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们是认真办案的法官、检察官，我们不是作秀 ，我们绝不可能受贿，也不可能昧着良心办案。
“吴苏案”后，参与其中的许多新竹司法人都离职了，高新武检察官也自认使命完成，请职离开司法界，他离职前对 我讲了一番重要的话，“深受司法界不良习气影响的现职司法人员已经很难改变，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司法人，他们现 在可能还在学校就读，或者刚进入司法系统，还没有被‘污染’，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树立一个典范，让他们知道一个好的司 法人应该怎么做。我们正在播撒种子，六七年后我们会看到第一批司法新苗出现，二三十年后就会逐渐成林。”
高新武检察官是对的。20年后的今天，当陈水扁犯下这么多贪渎案时，台湾已经有一群正直勇敢、敢于对抗权势的 法官、检察官能对抗强权了。
《新民周刊》：在你的体察中，现在的台湾地区，司法的地位是怎样的？
谢启大：比起二三十年前，现在司法在台湾社会已经逐渐被肯定，司法在台湾还是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台湾司法是三级三审制(中国大陆是四级二审制)——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法官、检察官需经严格考试 ，他们素质蛮高的。因为台湾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终身制”，他们的身份有相当的保障，除非司法人的自身有刑事犯罪或被 惩戒(因行政上的错误被弹劾、纠举)、被禁治产(丧失意识能力)，否则不能迫令他们退职。这个保障最大的好处是：只要 法官、检察官不在意升迁、考绩和调动，他们就可以依据良心处理案件，他们的权力是很大的。
在我们台湾，司法圈很小。据我了解，司法官彼此很清楚：有些人油盐不入，而有些人是有价码的……法官、检察官是有口碑的。在台湾，如果一个好的法官、检察官，能真正秉着良心、法律办案，他很快会被社会肯定。那些拿钱或乱判案的法官、检察官，不可能留不下证据，台湾司法界很快会注意到，马上会办他们。
《新民周刊》：在台湾，如果出现收黑钱或贪腐的法官、检察官，通常这种情形怎么处理？
谢启大：一般这种案子都会用监听的方法收集证据，当然办法官、检察官，证据的要求更严格。
我知道，大概在20年前，台湾“调查局”用了几个特别干练的侦办团体办司法界弊案，曾有段时间抓了十几个法官 、检察官，被关到监狱里的好几个，对于那些司法人是有喝阻作用的。
在曾被这样大刀阔斧地砍了一段以后，几乎不会有行事太过分、太离谱的司法人了，贪腐的司法人在台湾司法界很难生存下来，台湾“司法黄牛”没那么猖獗，风气还没那么坏。如果真的很爱钱，他不需要做法官，他可以改行做律师。
《新民周刊》：陈水扁、李登辉都曾在台湾检调系统高层安插过自己的心腹，在你看来，台湾的法官、检察官能够规 避这种来自高层的行政力的干扰吗？
谢启大：很难。从李登辉当时任命的“检察总长”卢仁发到现在陈水扁任命的“检察总长”陈聪明，他们都是在台湾 检察系统里公认的能力、操守被质疑的人。在司法系统里，我们自己很清楚每个人的能力、操守如何，这是透明的。
但陈水扁2000年曾任命的“法务部长”陈定南相当好，他耿直，形象很好、做事认真，也会真正放手让检察官去 办案。陈水扁用了陈定南以后就很难换掉，直至2005年陈定南辞去“法务部长”，回到宜兰去竞选县长，可惜失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