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稳步发展。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26.3%和21.4%。出口、进口分别增长21.9%和30.6%，顺差990亿美元，同比下降132亿美元。今年6月份，CPI同比上涨7.1%，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由此看来，宏观调控的目标初步达到，下半年的经济仍将有序增长。
不过，全球经济的回落已经是一个显著的趋势，其中的主导力量之一是美国。美国金融市场正在经历次贷危机带动的大幅下调，目前整个经济调整正在从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转向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次贷危机本身的冲击基本已经暴露，次贷危机带来的金融市场恐慌也基本得以消化，但是美国经济由此进入周期性回落，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疲弱的美国经济增长和正在增大的失业率、依然处于下滑阶段的美国房地产价格(美国主要的预测机构认为，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依然有下调10%－15%的空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美国银行业原来认为风险不大的正常贷款。不过，预计后续的调整不会如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那么具有恐慌性，因为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市场上以前没有遇到、同时整个金融市场也缺乏相应经验应对新的金融冲击，因而在次贷危机的消化过程中容易导致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恐慌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随后即将显现出来的美国经济回落，则是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下行阶段的必然表现。
与此相对应，美元的贬值、国际油价的居高不下、外需的明显降低，都会对全球的增长格局带来负面的影响，考验全球经济对于美元贬值以及高油价等的承受能力，与前几次石油冲击相比，如果说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经济大幅回落付出代价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的冲击很可能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付出代价，一些高资源依赖的行业很可能在这一次的油价冲击中付出十分沉重的调整代价，因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的油价管制，目前这种调整压力才刚刚显现。对此我们需要及早做好准备。
短期内不放松从紧货币政策
证券时报：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和措施上，两个会议都未提出“继续从紧货币政策”，这也是去年央行在第四季度货币政策中首提从紧货币政策之后首次变动，您觉得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呢？
巴曙松：无论是否提货币政策从紧，控制通胀的现实要求不可能使货币政策具备短期放松的条件。我们当然希望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都能兼顾，但是，在具体发展的特定阶段，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选择。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国一直是“低通胀、高增长”的格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无论是中国自己发展的历史，还是在全球发展的历史中，这段时期都是全球化推进、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等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少见的增长时期，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中间做一个选择。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如果通胀较高，即使名义的增长速度很高，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已经付出了代价，真实的增长率已经大幅下滑了。另外，如果通货膨胀将来失控的话，未来可能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经济增长可能就会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
目前我们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已经有一些正面的趋势了：企业财务结构正在调整、信贷扩张速度在下降，资源的跨行业转移在推进等。如果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根据当前转型中面临的挑战通过财政政策等来减缓调整的压力，明年的通胀压力就不会像今年这么大。但是，如果忽视了当前这个控制通胀的机遇期，或者说在部分地区调整出现压力的时候放松，明年通胀压力会更大。
从全国的增长格局看，因为对于外贸等行业依赖程度的不同，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转型的压力有所不同，可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而在一些主要为内部需求生产的地区，看来感受到的调整的压力就小得多。这本来就是经济本身结构调整的表现。这次调整本来就是要转变从原来过分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这个时候，如果基于调整中出现的一些压力，就普遍放松货币政策，未来通胀压力会更大，更多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状况进行结构性的微调。
无论是输入型的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还是需求拉动的通胀，其本质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是一种货币现象，不能因为这种争论导致了对解决通胀问题的延误或者更高通胀的容忍，反而需要在未来的增长中付出更大的代价。无论是哪种通胀，在实际政策操作层面，更多还是控制总需求的政策工具才能产生短期的效果，至于促进供给改进、促进技术进步，那是一直都需要鼓励的。
推动经济转型 积极实施减税
证券时报：除去货币政策外，您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有怎样的变化？
巴曙松：当前应当积极实施减税。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的增长。
另外，在经济结构调整阶段，财政政策可做的事情很多，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的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
除了应对短期的周期性波动之外，宏观政策的方向应当是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如果在低附加值出口回落时又给予税收的优惠，可能又会延缓出口结构的调整；还不如把这些税收的优惠投向那些为内需生产、以及积极推动技术进步的企业，这样更能推动经济的转型进程。
资本市场救市不如治市
证券时报：国家在宏观政策取向的改变，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有何影响？
巴曙松：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因而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到资本市场。从大的趋势看，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融资多元化还需要继续推进，这应当是把握资本市场的基调。但是，同样也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当前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在全球通胀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中国的通胀压力也有长期化的趋势，短期内可能也并不存在放松货币政策的条件。
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驱动了中国经济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目前正在处于转向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劳动生产率很难持续大幅提高，导致这一转型必然是艰难的。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需要耐心寻找能够成功度过当前的转型期、同时在中国内需增长的过程中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企业。
从政策逻辑上，无论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治本之策还是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以及完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调整时期显示出来的一些制度的缺陷与不足，不能寄望于短期的救市政策；与其寄望于救市来强化政策市色彩，还不如更多强调治市，通过建立良好的市场发展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