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定点帮扶查加村的朋友透露:从新龙逃亡的历史至今影响着查加部落的心态。他们总是担心土地政策有变化和其他部落的侵扰，总是在做着再次迁徙的准备。即使政府为他们修建好了定居点，这种逃亡的心态还一直保持着。2008年初的雪灾，查加村死亡了近2000头牲口，占总数的一半。
50岁的村民希巴回忆道:早上起来，牦牛的尾巴和雪一起都冻在了地上，要用刀子割断，牦牛才能站起来。牲口死得太多了，每家每户的牛皮堆满了房间。他家原有50多头牛，全部冻死完了。即便如此，由政府投入资金的扶贫工程——“三配套工程”在全县已经实施好几年了（“三配套工程”是指人有住房、牲畜有暖房、草有围栏），至今查加人仍不愿意修建暖房和围栏。
部落头人的责任
1971年，舅舅退位，14岁的刺勒继任部落头人，并任查加村村长。2000年，刺勒卸任村长，仅保留村调解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刺勒说，他今年51岁，虽然退了休，但是干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村里面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拿主意。像哪家的牛混进别人家了，这样的纠纷刺勒也要处理。哪家女儿出嫁、儿子娶老婆，都得先经过刺勒的批准，例如:禁止贵族和低等级的部落民通婚；因为历史原因，禁止本部落的女子外嫁。
8月2日早晨，在房间里，喝完奶茶，查加寺庙的一位络腮胡子的大喇嘛进来找刺勒议事，主要是讨论寺庙收支的问题。查加部落的人少，牧民手头的现金也少，因此在供养僧人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在长须干马乡，牧民请僧人念经付10元1人1天，而查加寺僧人念经只收2元1人1天。眼下，查加寺又开始为13位学问较高的僧人每人修1间房屋，所以资金非常吃紧。所以大喇嘛一清早就来刺勒的房间与他商量，问是否要提高念经收费的价格。
9点钟，小学校上课了。这所村小只有1个老师、1间教室、1个班、2个年级（1、2年级），共有39个学生。教室里面，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学习，老师更马看上去却心事重重——头发蓬乱、满脸憔悴。
更马是查加村的第一位汉语老师，他曾经在山上的帐篷学校当过两年的老师。2005年秋从康定藏文校毕业后，更马与县教育局签了1年的合同，骑两天马来到了利山之上的黑帐篷学校。没有桌椅板凳，学校随着牛群迁徙，下大雨课本就会被打湿，每顿饭都要吃糌粑，这些更马都忍了下来。
2007年10月，查加小学又开学了，师生们搬进了有墙、有屋顶的教室，更马非常高兴。今年初，石渠全县都发生了严重雪灾。寒风从教室的墙缝里一个劲地钻，没有取暖设备，室内温度达到零下20多度，学生冻得根本坐不住。更马花了自己1个月的工资，买来了棉布、塑料布钉在天花板和墙上挡风，总算能继续上课。如今，更马说，他内心很矛盾:因为是民办教师，他1个月的薪水只有800元。而包个摩托车去乡上就得花100元、去县城就要600元（石渠各乡到县城均无班车），他实在是太穷了。如果没有希望转正，他就准备回家借5万块钱买个小货车跑运输。
更马是在查加部落呆得最久的一位教师了，他的情绪一直让刺勒忧心忡忡。头人刺勒也曾自己掏钱聘请老师。先后来了两个教师，一个在山上呆了10天，一个只呆了6天。其中一位老师还说，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也不来查加村。
在所有部落事务中，处理与周围部落的纠纷，一直是刺勒最头疼的事情。在当地藏族部落社会中，部落内人员与外部发生纠纷，其后果仍由部落集体来承担，实际上就是由头人代表部落来处理。1997年4月，查加部落与长须贡马部落有一次严重冲突。那一年发生了较大的雪灾，各村的人都来乡政府领取大米、青稞等救济物资。查加村的几位青年当晚在乡上借宿，结果与当地人打了起来，一位青年被刀捅成重伤。事后，乡政府组织两个部落的头人以及20多个年轻人开讲和会。双方的人互相把食指勾起来，以父母的生命赌咒，发誓今后再也不打架，这件事情才算了结。此后，该乡每逢召开重要会议，都要把该乡3个部落——翁波部落、长须贡马部落、查加部落的头人请来参与，借此让他们彼此沟通交流，免得久不见面产生隔阂。
刺勒全力维护着部落的传统与尊严，为了部落的发展，他又非常谨慎地维持着与地方上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工作组的一位人员说:查加部落是最放心的。
与别的部落头人不同，同样是施主，刺勒对寺庙的影响力大得多。有村民说，因为修建寺庙的资金是他争取来的。今年4月，县宗教局对查加寺庙的宗教人员进行照相、登记注册。听到消息后，即使远在高山牧场上的僧人也骑马赶回来照相，每一位僧人都对干部反复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此外，查加寺庙还严格执行宗教政策，没有一位僧人年龄低于18岁。8月23日，查加村还将举行定居点竣工典礼，借以答谢给予过查加部落关照的各方领导和朋友。
我也曾经问过刺勒对藏独的看法，刺勒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我们查加人又不是软骨头，谁也不能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希望中国像苏联一样分裂，我希望中国和平与发展，我们查加部落更加需要发展。假使藏区独立了，我们附近的部落之间又会重新开战，说不定我们查加部落就会被吞并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