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访中调部老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从1978年12月起，中央、北京市及各地方先后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案平反，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三家村”平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6个部门的《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随后，还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及特工人员。
1月20日，袁庚“意外”地接到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的秘书写来的一封短信：
袁庚同志：
据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单》中有你的名字，耀邦同志着我摘抄给你，原文如下：
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调查部报告上要求“停职接受审查”。
敬礼！
接到原单位老朋友的电话，袁庚已经知道，在台上宣布平反名单的人，也正是当年“整”自己的人。
涂俏与袁庚，以及与袁庚的儿子，都谈到过这一段至今令人心潮难平的经历。
袁庚的火气不像一般人来得那么快，属于少发作、慢发作的一类人，可是，一旦发作，往往难以遏制。现在，他正在火头上了。他说不上这肚子火是冲着谁发的。他觉得很窝火。都平反了，只有三个人，他恰恰名列其中。自己属于百分之百的反革命营垒了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摘帽，我的政策就不能落实吗？
回到家里，客厅墙上的钟显示的时间是17时整。妻子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儿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
黄昏变成夜晚。袁庚坐在客厅沙发上，想着今晚无论如何要去找调查部领导谈一谈，要一个说法。他的火气慢慢地蔓延、燃烧着。
袁庚也不知道是如何吃完晚饭的。19时30分，袁庚拨通了老领导电话，说话时情绪激动，电话那头，老领导同意见面谈一谈。
“天很冷！”袁庚出门时，儿子不知何时站在身后提醒父亲，“别那么激动。要有理、有利和有节。”“对，对，对！”袁庚凝视着儿子的眼睛，这是儿子在和他交心。
“刘少奇、彭德怀那样的大人物都被斗死了”，儿子劝着父亲，“我同学的父母们，好多家破人亡，现在还没缓过劲来。”他顿了顿，声音小了下去，“你能熬过来，已经是万幸啦！”袁庚说：“我只想要一个说法，他们怎么也要给我一个说法！”
“所谓平反，无非就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你有事情可以干，”儿子眼里闪动着光亮。“你在香港招商局，正好可以大干一场啊！”袁庚感激地看着儿子，这个独自捱过青春期的小子已长大成人，并指教起他的老子来了。
“别谈得时间太长，太累。”儿子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下去，“不要激动。”
如今，在涂俏《袁庚传》的第十章“选址蛇口”中，其中第三节是与蛇口工业区开发丝毫“不搭界”的“夜访（调查部）老领导”：
大约半小时后，袁庚坐在老领导家中的沙发上。袁庚说道：“你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力保干部，竭尽所能。”袁庚的开场白不谈应酬话，直接切入主题，“有人借我过去的历史整我……”老领导低头不语。
袁庚的态度变得严峻。“平反大会已经开过，是否给我平反并不重要，我只想和你交一交心……”袁庚盯着老领导的眼睛。“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就不能不去整人吗……”
屋里暖气很足，两个人几乎都能感到空气的凝固。
袁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么多的干部出生入死，都是想要建造一个崭新的未来。总理都在尽其所能保护干部，你应当想到，推了这些干部一把，有时就毁掉了他们的终身？”
老领导依旧一语不发。袁庚继续：“我这一生，上头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东江纵队的司令曾生，一个就是你了。”袁庚继续说着，挥动手臂。“1949年，我就在你的手下工作，每个脚印你都看见，每一步伐都是跟着你走的。”
老领导倚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60年代起，我跟你接触最多，我干点什么你都知道，假如说，我有问题的话，你早就出问题了！你看得见我所做的一切！”袁庚往前欠一欠身，“你再继续想一想，假如我还有问题的话，我怎么能派到香港工作？”
“太晚了。非常抱歉。”老领导的妻子走进客厅。“不关你的事！”老领导站了起来，他对着妻子摆了摆手，“你先睡吧，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我对过去对你的事情很抱歉”，老领导第一次面对下属承认了错误。他诚恳地说，“你别走，机会太难得，我们俩要好好谈一谈。”
他重新沏了一壶碧螺春，给袁庚续茶，接着，他们进行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心。
袁庚回家，已近夜半。袁庚连夜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信，提出了彻底平反的要求，同时亦“希望对涉及当年抗战华南游击队和地方党的假案、冤案、错案能一一予以平反”。
袁庚写给中央组织部的这封信，计有1290个字。
调查部老领导对袁庚认错的话是真诚的，说话是算数的，在袁庚离京前，他收到了中共中央调查部委员会对袁庚的复查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