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这一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 ‘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 “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是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后来我们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极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邓小平思想，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终究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认为是高层领导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对当时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如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 《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要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 “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的 “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两篇评论员文章，严肃批评了当时有人鼓吹的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的交锋之年，我们力所能及却又针锋相对的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