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读书界都知道钟叔河先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出版家，其实，他也是历史人文研究领域的专家，现居长沙市。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主张编辑出版周作人和曾国藩全集的人，他主持编辑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至今仍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散文集《书前书后》、《偶然集》、《念楼集》、《钟叔河散文》，以及《从东方到西方》、《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
记者第一次打通钟叔河先生家的电话，是他太太接的。等了一小会儿，钟先生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才从话筒那边传来，亲切而又急促：“谢谢你们深圳的朋友还记着我。不过，我正在忙点别的事情，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打来。”
次日下午，记者的电话刚拨通，钟先生就把电话拿起来了，看来，他对记者说的“明天下午再打电话给您”这句话留心了，这让我这个未曾谋面的晚辈对他充满感激和敬意。
采访的主题是“2006年的书单”，本来想请钟先生谈谈这一年在读什么书的，不过，钟先生说，因为家里的一些事和正在编一些书，他今年读的书并不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聊了很多，当然都是与书有关的事情。聊天中，他的这样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我主张出曾国藩的书，但曾国藩不是我的偶像；我主张出周作人的书，周作人也不是我的偶像，但周作人的文章我认为是写得最好的。”
最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现在，钟叔河先生正在忙着为《周作人散文全集》定稿。对于周作人这部新的全集，钟叔河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精力。
“这部散文全集共15卷，其中第15卷是索引。他的文章太多了，没有索引不好找。我以前编的《周作人文分类全编》，至少比这部散文全集少1／4的文章。”全集中，尽可能“全”地收集齐了周作人1949年后写的文章，字数超过了1949年之前的一半，这对于研究周氏的文与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在1949年后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从未结集出版，寻找起来颇费周折。除了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外，钟先生还收集到了不少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这些大都是知堂在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的朋友们提供的。
钟先生说：“论两性问题，李银河的观点也没有超过周作人，但李银河的文章，比起周作人来，就差得太远了。周作人其人已经走进历史，但他的某些学术观点并没有过时和老去。比如他对性的事情，如变性、异物恋等看法，可以说到现在还是最‘新’的，李银河的论述不会超过他的水平。”看来，钟先生也注意到了“李银河现象”，对此他说，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发表看法的权利。李银河关于“同性恋”以及“换偶”等看法，是一位性学者的严肃的意见，并不代表她自己在提倡这类行为。钟先生最恨中国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旧时官僚地主三妻四妾，讨不起老婆的人偷一下情，却斥为有伤风化，主张严办。
“高阳的书还算不错”
关于今年看的书，钟先生只跟记者谈了一本——高阳的《明朝的皇帝》，这是广西师大出版社送给他的一本书。看后，钟先生这样谈自己的体会：“在帝王将相的书出疯了的情况下，高阳的这本书还算不错，我们这里写这类书的人没有人能超过他。”至于喜欢这本书的理由，钟先生说得很简单：“最起码高阳引的野史笔记比较多。”
提到“历史笑话”，钟先生有些激动，话题一转就到了电视剧上：“现在有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是不能看的。”钟先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电视里，曾国藩的太太走出来，对着曾国藩喊了一声：“国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那时，“夫人”只能喊“老爷”的，怎么可能直呼其名呢。与此相似，皇帝喊大臣如果叫出了“某某大人”，也是笑话。在旧社会，称谓有它的习惯，约定俗成的。比如农妇就常没有名字，丈夫叫她就是“孩子他妈”。连朱元璋也是在造反有气候以后，才请文人帮忙起了元璋这个名字的。
《过去的大学》是一本“过去”的书
言谈中，记者提到了钟先生2005年编辑出版的《过去的大学》，钟先生笑了，说，这本书其实是本旧书，早在1982年就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们恐怕都不记得了。因为有人在论文中提到这本书，钟先生的老同学刘硕良还在搞出版，觉得有人提起的书，就有重新出版的价值，来找他，他就加进了一批文章，又换掉了一批文章，写了一篇新序，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过去的大学》。钟先生认为，过去的大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现在办大学的人，似乎应该从中借鉴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