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童年漫长夜有书为伴
“我的童年虽然平顺，但也孤寂。孤独与寂寞，是童年留在我心灵上的两个永远不可挥去的阴影，幸亏有了书籍，它是我真正的良友。在那许许多多乏味的日子里，在那常常有的冷落感袭上心头的时候，是书籍陪伴着我，慰藉着我，为我打开一片绚丽的世界。”——唐浩明
记者：您还有一个名字叫“邓云生”，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能否讲讲名字背后的故事？
唐浩明：对，我还叫邓云生，至今，我在单位上用的还是这个名字。应该说，我的这两个名字，记录的就是我的身世。我1946年农历十月出生在湖南蓝山，父亲当时在蓝山县做县长，他给我取名唐浩明。两岁半时，父母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我与哥、姐留在衡阳乡下伯父家。后来伯父无力哺养我，把我送到衡阳城里的一个邓姓人家做养子，养父为我取名邓云生。那时我4岁。《曾国藩》出版时，我以“唐浩明”作为作者名。我的许多熟人以为这三个字是笔名。
记者：您的童年时期是如何度过的？当年，让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唐浩明：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衡阳城里度过。应该说我的童年是平顺的。养父母对我很好，我也有书读，也不愁吃穿。童年时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用两分钱买了一本连环画小人书。那是我自己拥有主权的第一本书，在这之前，我读的都是借来的书。因此我很高兴。似乎兴奋了很长一段时期，所以现在还记得。其实，那是一本宣传婚姻法的连环画，根本就不是少儿读物，因为印得多，买的少，就大幅度削价卖。我之所以买它，是只要两分钱，我买得起，我因此可以拥有自己的课外书，至于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得很。
记者：读者们对您的作品以及你本人都十分熟悉，但是，对于您的家庭却知之甚少，能否请您谈谈您对父母的记忆？
唐浩明：1985年夏天，我与我的妻子一道，获准去香港探亲，即探望我的母亲。那时，我与母亲已分离整整36年了。第二年，我一个人再去香港，会见了父亲。在此之前我对父母没有记忆，他们离开我时，我太小了。但是，我对父母还是有所了解。这种了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大学毕业时，我的养父母第一次对我谈起我的身世。他们谈到了我的亲生父母，但他们确实知道得不多。二是当年把我送到邓家的龙老太太，以及衡阳认识我父母的人们，向我谈起他们的过去。龙老太太是我母亲的同学同事，是一位极为善良的好人。在我的养父母没有跟我谈起身世之前，她从来不在我的面前说我的亲生父母；以后，每逢我去看她，她必定会说我的父母，尤其喜欢说我的母亲。从她那里，我知道我的父母不是普通人。他们不仅仅地位高，更可贵的是道德品性好，学问才能优秀。
记者：听说您从十二三岁起就喜欢文学创作，是受谁的影响？能否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唐浩明：我之喜爱文学，应该说是受文学书籍的影响。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几本如《林海雪原》一类的长篇小说，我喜欢这些小说，当时便萌生了今后也要写一部像这样的小说的愿望。我1953年进小学读书，1959年进中学，1965年高中毕业。12年的中小学生涯，全部在衡阳城里度过。1965年考进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1970年毕业。工作九年后，我又于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院，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这便是我的求学简历。我感谢我所读过的学校，感谢教过我的书的老师们，学校、书籍和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最为巨大。
记者：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成年后的大部分行为动因都可以在童年寻求解释。中国人也说，三岁定八十。您认为您的童年记忆是否对您影响重大？
唐浩明：我的童年虽然平顺，但也孤寂。孤独与寂寞，是童年留在我心灵上的两个永远不可挥去的阴影，幸亏有了书籍，它是我真正的良友。在那许许多多乏味的日子里，在那常常有的冷落感袭上心头的时候，是书籍陪伴着我，慰藉着我，为我打开一片绚丽的世界。我这一辈子绝大部分岁月都在与书做伴：读书、编书、写书。我之所以对大红大紫、大富大贵没有多大的兴趣，甘愿做一个坐冷板凳的编辑与作家，可能都是缘于童年时代对书的那一份情感。
分合背后的兄弟情深
“我的哥哥，无论是学问、才情还是思辨，都高出我十倍之上。我们虽然很小就分开了，但他绝对是对我一生影响极大者之一。——唐浩明
记者：在大陆，您的名气远大过您的哥哥唐翼明教授。在您眼中，您哥哥是怎样一个人？
唐浩明：对于成就而言，名气固然是一个衡量的标尺，但这个标尺绝不是最重要的；很多为人类社会做出过大贡献的人默默无闻，也有不少并无价值的东西却在名噪一时。自古以来皆如此，只是于今尤烈而已。这不能简单地斥为不公平，其深层的原因，要从人性和社会性中去寻找。
我的哥哥，无论是学问、才情还是思辨，都高出我十倍之上。我们虽然很小就分开了，但他绝对是对我一生影响极大者之一。这可以从几件事情中看出。一件是我在念高一时，他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谈起他的情况。他说他一个月40元左右的工资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来付伙食费，一部分用来日常零散开支，一部分用来买书。这些年先来个读万卷书，日后再来个行万里路。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人生的两大幸事。这封信用端秀的楷体书写。我将它放在书包里很长一段时期，常常拿出来看，既体会信中的内容，也欣赏信上的书法。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编了一部《阅读改变人生》的书，请三十多位文化人谈阅读事。其中一个问题问我，说这一生对你阅读影响最大的人，我也很快就想起了我的哥哥。
第二件事，是1964年他从桂林回武汉，中途在衡阳下了车看我。聊天时，他问我明年考大学选什么系科，我说我会报考中文系。他沉默了一会说，我建议你不要考中文系，最好是考工科，考工科的把握性会更大些。当时的政治气氛及我对自己身世的隐隐约约的知晓，使得我将他的建议郑重记在心里。
第三件事，1978年，哥哥来信，说他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信后我立即去了武汉，一是向他道贺，二是跟他商量我考研究生的事。他支持我报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又将需要读的书籍送给了我。第二年，临考试的前两个多月，他来到衡阳，对我予以当面指导。终于，我考上了研究生，而且是武汉华师的研究生，分离三十年的兄弟俩得以重聚，仿佛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记者：唐翼明教授研究的魏晋文学对您做的学问有影响吗？
唐浩明：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因为他提前举办了论文答辩会，为的是要去美国探望母亲。我记得他的论文题目是《从建安到太康》，论述的是魏晋文学的一段重要轨迹。因为是第一个硕士论文答辩会，校方很重视，从北京、南京请来了名教授；在武汉的高校中影响也很大，不仅武大文科的研究生都去听会了，其他学校包括华师的文科研究生们也有许多去听了，还录了音，以供不能到会的其他人听。论文的答辩很成功。我的研究生同学都说，唐翼明的这篇论文，就是以后我们写论文的范例。应该说，他研治魏晋文学的态度和方法，给我日后的做学问有较大的影响。
记者：你们现在见面的机会多吗？听说，易中天教授是你们二位的好朋友，你们的交往多吗？
唐浩明：我们在台湾共同出席过不少的学术研讨会，他还邀请我去他任教的政大作过学术讲座。易中天教授是我哥哥武大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时我就认识他。两年前，我和易教授等人同台做过一次电视节目，是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中的一节。当然，他那时的名气远没有如今这样大，然见识不凡、善于言辞却是一贯的。
记者：您感觉自己和哥哥的性格有哪些区别？为什么你们的字辈不同？
唐浩明：我和哥哥的性格有些不同。他的性格开朗活跃，广交天下，颇具强者气息。我的性格较为拘谨内向，不喜交往，若从大体上的划分来说，偏于弱者一方。我知道我只能在书斋里读书写书，做不了大事。从唐家的谱系来说，我们兄弟是“世”字辈。但我们都没有按此得名，不过，我们兄弟姊妹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明”字。“明”也可以算是我们的字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