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又名邓元生，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著名作家、畅销书作者，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因其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而闻名，被称为晚清历史小说的“专业户”，是用诗人情怀写历史。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被称为“晚清三部曲”。
难舍文学旧梦弃工从文
“我就像农民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呀挖呀，汗滴禾下土，一笔一画地写下几百万字。再写一部，又是五六年，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五六年恐怕还打不住。能不能写好，没有把握。歌德80岁还写剧本，是我们的楷模，但我恐怕不行了。”——唐浩明
记者：您因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而闻名，业界称您为“晚清历史小说”的专业户，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历史小说创作？为什么会挑选“历史小说”这块硬骨头下手？
唐浩明：1986年下半年，我开始动笔写历史小说《曾国藩》。之所以选择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来写曾国藩，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认为要把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写活，必须要借助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因为只有文学才可以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才能写出人的精、气、神，别的形式，比如说评传体便不能做到这点。
其次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读我的书。好的历史小说通常可以拥有广泛的读者面，比如说读《三国演义》的人要远远超过读《三国志》的人。
另外我从小喜欢文学，有志做一个作家，我也很想借助历史小说来圆我的少年梦。
记者：本科阶段您学的是水利工程，即便是在70年代这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专业。为什么您没有在这一行“钻”下去，而是转考文学研究生，弃工从文呢？
唐浩明：在水利上没有“钻”下去的原因，首先是不具备“钻”下去的条件。我名义上是读了五年的水利大学，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的书，后四年根本就没有读书，有关水利这门学问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我是六五年至七○年这段时间读的大学，看看这个年表，就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读书了。其次，是我从小就喜欢文史。所以，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便转行了。
记者：您创作的历史小说的背景都集中在晚清，为什么会对这个时代抱有如此浓烈的兴趣，并且至今不减？
唐浩明：直接的原因，是我首先写的这个历史人物生活在晚清，于是我对晚清的历史，比较而言熟悉一点，接下来再写晚清的其他人物则容易一些。间接的原因，是我认为晚清对当今的中国关联密切，我很同意这样一句话：“没有晚清则没有‘五四’，没有‘五四’则没有新中国。”
记者：完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张之洞》后，您就曾表示“就此封笔”。时隔多年，您有没有想过提笔再写？在封笔期间，您主要在从事哪些工作？
唐浩明：2001年7月，“晚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张之洞》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经说过今后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的话。原因是，写历史长篇很辛苦，再写下去，我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另外，我一直认为，书在精而不在多，如果不能有更精彩的作品出现，也不必再写。“三人成众”，有三部长篇小说，也就够了。
从2001年到今天，六年过去了，我的笔其实一直没有停过，只是不再写小说，而是在写一个“评点曾国藩系列”，即评点曾氏的家书、评点曾氏的奏折、评点梁启超辑录的曾氏嘉言钞。这三部书分别在2002、2003及2007年出版，社会的反响也还不错。目前，我将会用很大的精力来做一件事，即修订《曾国藩全集》。我曾用10年的时间（从1984年到1994年）编辑出版新版《曾国藩全集》（30册）。十多年来，又陆续发现了几十万字的曾氏佚文，这些佚文需要补进全集中；另外，新版《曾集》也有一些差错需要订正。所以，必须要对十年磨的这把剑来个再次打磨。
十年对话终成曾国藩“异代知己”
“曾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以我之鲁钝，再花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也不见得能把他认识透彻。曾氏对我最大的影响，或者说我对曾氏最大的感触，是他的自强精神和求阙意识。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互相融合互相调适，才成就了曾氏盛大的功业和圆融的人生。”——唐浩明
记者：在您的“三部曲”中，当数《曾国藩》的影响最广，小说的出版引来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曾国藩热。在写作之时，您料想过这样的情况吗？从写作之初到现在，你对曾氏的认识有了怎样的变化呢？曾国藩对您有什么影响？
唐浩明：十多天前武汉《楚天都市报》说：“《曾国藩》掀起一场为时十余年的热潮，热力覆盖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商道等，蔚为大观。”《曾国藩》这部书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是我当初写作时根本没有料到的事。当初的期望值很低：出版后能有些人读就好了。我读了一辈子别人写的书，现在有人来读我写的书，即便读的人不是很多，我也很欣慰了。
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处在一个认识曾国藩的过程中。我写了八年的小说《曾国藩》，这八年间，我对他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入。我写了六年的“评点曾国藩”，这六年间，我对他的认识也在一步步深入。近几年来，我应邀作了近百场有关曾国藩的讲座，尽管讲的大题目是一个，但我每次都会做认真的准备，而在每次的准备中我都会有新的认识。曾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以我之鲁钝，再花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也不见得能把他认识透彻。
曾氏对我最大的影响，或者说我对曾氏最大的感触，是他的自强精神和求阙意识。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互相融合互相调适，才成就了曾氏盛大的功业和圆融的人生。我想，这两个方面，应是曾氏这位历史人物对今人的重要启迪之处。
记者：有人说，您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红颜知己”，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惟有唐浩明知道。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能否谈谈您眼中的曾国藩？
唐浩明：所谓“红颜知己”云云，无非媒体使用的调侃语言而已。我非女性，何来“红颜”？我刚才说过，我至今或许今后永远也不能透彻地认识曾氏。至于他的内心世界，我曾经用“万千沟壑”来形容过。这千千万万条沟壑，哪里是我所能都知道的？
至于说我眼中的曾国藩，简单地说，一句话：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养出的一个人生大成功者。若要细细地说，那就得写长篇大论了。
记者：仔细研读您的作品，不难发现您对“湖湘文化”的热爱，曾国藩、杨度都是湖南人，虽然张之洞是河北人，但也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在您看来，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有何特质？湖南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典型气质？
唐浩明：“湖湘文化”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有影响的地域文化，它是楚风与湘学共同化生的一个产物。在我看来，湖湘文化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无所依傍的独自意识；二、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三、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情；四、倔强霸蛮的做事态度。这些特点，又格外鲜明地体现在湖南士人的身上。于是，特别注重心性修炼与渴望经邦济世，便成了湖湘士子的群体气质。
记者：您的作品透露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您觉得哪些作家、哪些书籍影响了您的叙事风格？国外的文化对您有冲击吗？
唐浩明：我很喜欢《三国演义》，这部书的行文风格应该对我的影响很大。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前几部，我也读过多遍。他的语言风格，我也很喜欢。他的叙事方式对我的创作也有影响。外国的小说我读得不多，80年代末我读过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凯旋门》，这部书的语言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