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与毛岸青、刘松林、李讷在香山
刘松林
我从父亲口中得知岸英牺牲的噩耗，是在他已经牺牲两年后的事了。我朝也盼，暮也盼，没想到等到的却是他的死讯。我听后如五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悲痛欲绝。我整个人一下就被击垮了。主席见此情景，强压住内心的悲痛，安慰我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还是在延安，主席就看过我的演出，就很喜欢我，并留有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我和岸英在西柏坡相识相爱，当主席知道我是刘谦初的女儿后，就同意了我俩的婚事，只是当时我尚未满18周岁。1949年10月15日，我和岸英结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父亲让岸英入朝参战。1950年11月25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二次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岸英不幸牺牲，年仅28岁。父亲失去了他的长子，我也永远失去了刚刚结婚两年的丈夫。
当主席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后，我要求回到我母亲那里去，父亲表示同意，临走时给了我3粒安眠药，嘱咐我睡前吃上一粒，就能睡个安稳觉。母亲怕我服用后大脑会受到刺激，就拿走了我放在枕头下的药，结果我彻夜难眠。母亲哪里想到，感情的压力比药物对大脑的损害要大十万八千。
我难以承受失去岸英的沉重打击，一度神经衰弱。1955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我去苏联留学。紧张的学习和异国的风情，暂时缓解了我对岸英的思念和忧伤。父亲也常来信，关心我的学习及生活，但我发现自己对数理专业并无多大的兴趣，而且学起来也有些吃力。在父亲的许可下，我回国到北大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但后来我感到自己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更感兴趣，而且父亲还主动地担任了我的中文老师。
从1958年起，父亲就做我的工作，劝我早日成个家，但我的心里只有岸英，我总觉得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间，他一手抓着主席，一手抓着我，所以通过岸英这条线，通过他的身体，他的心，把我和主席连在了一起。岸英在我的心里走不出来，我自然也就不再去想别的。但父亲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1959年春节过后，我提出去朝鲜给岸英扫墓，我必须要亲眼见到埋他的地方，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踏实下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岸英的墓前，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十年积攒在心中的悲痛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由于极度的悲伤，我病倒了，从朝鲜回来后就住进了医院。父亲得知后，写信给我并嘱咐我要“意志为主，医药为辅”，父亲一下子说到了我的心里。
1961年6月13日，父亲又写信来，劝我：“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父亲要我重新面对生活。1961年的年底，我把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主席，他听了特别高兴，并把刚刚写好，尚未发表的新诗《咏梅》抄录给我。日后又派人送来三百元钱，让我买些喜爱之物，以示纪念。
我从小失去父爱，主席对我的照顾，已远远超过一个公公，一个作为我丈夫的父亲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爱，非常慈祥、细心地对女儿的爱。他的爱，感动我的一生。
本文由刘松林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