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做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他进退维谷。
他忧心如焚。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季羡林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他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哈隆教授走了，季羡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博士论文是博士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做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羡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