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赫鲁晓夫用自己的口气写道：达拉第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严厉地斥责他说：“我们不按肤色看人，对我们惟一的区别是阶级区别，中国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但，他接着又做了一段文章：“不久前，我听说达拉第死了。假若他活得长些，看到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变化，他一定会放声大笑，说他对两个共产党人——毛泽东和我本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分析，是正确的。”（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十三章）赫鲁晓夫“想起”这件“轶事”之蹊跷及其用心所在，不言自明。
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还讲，他在1954年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就判定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因为毛泽东绝不会容忍听从别人。赫鲁晓夫甚至说，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673页）赫鲁晓夫所“肯定”的这种“中国扩张论”同他所宣扬的“黄祸论”，可以互相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