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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君王李煜: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历史上,怀才不遇较之遇不怀才似乎更具有悲剧意义,因为职场人生最大的失落,莫过于无法定位和把控自我。李煜,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能委曲求全,却最终沦落为臣虏的南唐末代君王,这位在词坛大放异彩,于治国却捉襟见肘的偏正人才,其蹭蹬的人生经历,跌宕的职业生涯,凄婉的浅斟低唱,无不令人扼腕浩叹。

  若不是天生“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的帝王之相,可能其兄也不会对李煜有多少防备和猜疑,可能也就没有相继而来的宫廷变乱、其兄的意外身亡,史册里也就没有一个叫李煜的国君。然而,无论是天生帝王之相必得应验的法则在冥冥操控,还是如椽史笔要和他开一个终极玩笑,961年,25岁的李煜冲龄践祚,开始了其屈辱、迷惘的14年帝王生涯。

  《新五代史》说,“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但是,毕竟诗文书画不是帝王的主修课程,“仁孝”在当时举世纷争、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也非御敌之长策。以当时情势,李煜需举全国之力励精图治,厉兵秣马,誓死与赵宋一决生死,南唐的国运或还有微茫希望。

  然而,在李煜心目中,从来没有想象过主动以武力来对抗赵宋,而国家独立与否并不重要,自己是否拥有“帝王”称号亦不重要,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住祖业就可以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一矛盾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加速了南唐的崩溃。

  李 (李煜之祖父)时,南唐在南方诸国中实力最强。李 (李煜之父)时,南唐还曾一度大败楚国(处于今湖南)、闽国(处于今福建)。至煜时,虽国势减弱,但在南方诸国中仍具备连横合纵的竞争基础。如果李煜选择彻底臣服,递交降书顺表于赵宋,至少可以使治下百姓少受战乱之苦,日后也可保住自己一官半职。

  他没有选择以上两个“如果”,而选择了“委曲求全却又不彻底臣服、武力消极抵抗却又不敢破釜沉舟”的模糊战略。

  971年2月,宋灭南汉,《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记载,“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

  在威慑之下,为求南唐的苟安,李煜主动降低南唐的“国级”称号,将象征国家权力的大印贬改为“藩属”级别印,将南唐的部门机关全部降低行政级别,将政府官员降职。诸此种种,全在示弱为臣,但又不彻底。

  在对赵匡胤的报告上,李煜更是表现出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僭越,其《即位上宋太祖表》言:“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连欺师灭祖、人神共愤这类发誓赌咒的话都已道出,似乎纯粹出自肺腑,但在赵匡胤眼中,离真正的臣服态度似乎还有距离。

  另一方面,李煜还时刻在乎着不知是祖业还是自己的尊严,总想借机找回一点面子。一次,赵匡胤派武将魏丕往南唐巡视指导工作。席间,不知是喝高了还是为了宣泄政治军事上长期以来的压抑,自恃文采的李后主让这位武官魏丕即兴赋诗,不料学文出身的魏丕毫不含糊,张口就丢下一句:“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诗里唯宋朝尊、号令属国的霸气让李煜“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又载:“(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臣服于外,备战于内,在当时情形下无可厚非,但被赵匡胤过早察觉,则注定了南唐国运的加速衰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家国虽好,山河虽壮,终不敌赵宋的铁蹄压境。974年冬,赵匡胤借口李煜未能奉诏来朝,兴兵讨伐,次年十一月,攻占金陵,煜降,南唐亡。至此,英武的宋太祖完成了其统一南方的重要步骤,在李煜“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的迷惘太息中翻开了其揆文奋武、开疆拓宇的新画卷。

  李煜的悲哀在于,在不可回避的机遇下,以极不情愿的心态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登基加冕,自我定位在兵戈四起中已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其治国战略的矛盾与模糊,而个体生存和国家竞争的双重战略模糊,是其亡国为虏、命陨他乡的深度原因。

  煜即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经称帝,在后周基础上建立起强势政权,其取道南下、会猎于金陵之意若司马昭之心。本来具备战略纵深基础、隶属南唐的江北大片领土,已经被李悉数割让于宋,长江便成为南唐首都金陵唯一的天然防线,赵匡胤只要纵马过江即可直捣南唐首府,本来坚固的国防在李的挥霍下变得锁钥旁落、门户洞开。受命于斯,李煜徒叹时运不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冀的体悟似乎在李煜身上得到了最佳印证。若非在词创作史上大放异彩,作为帝王的李煜可能永远无法浮出历史地表为后人热评。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其有较公允之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乞求隐士生活却天生帝相,无心权胄却遭太子猜忌与迫害,有意回避猜忌却在偶然中即位,试图整顿政务却承接着父辈遗留的式微国运,渴慕爱情与家庭的温馨却遭遇中年亡妻丧子,渴求囚后的片刻安宁却要面对宋太宗对自己妻子小周后的频频施暴,渴望委曲求全以保祖宗基业却落得亡国为囚。这些常人根本难以承受的人生苦痛、煎熬,于李煜本来就敏感、脆弱的笔触和心灵堆积起来,终化作“千古词帝”笔下如血如泪的东流之恨、一江之愁。

  词创作的出类拔萃似乎多少消弭了李煜政绩的黯淡。然而,在以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评判准则的封建官修史撰著中,“性骄侈、好声色。”“好浮屠,崇塔庙以故颇废政事。”“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南唐书·后主本纪》)将国家类比企业来审视与评判,对于经管南唐帝国集团的董事长兼CEO李煜来说,首先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对普天之下百姓的责任。孱弱的竞争能力(国防),萎缩的市场范围(疆土),模糊的发展战略(避免被赵宋吞噬),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国库虚空、铁钱替代铜钱造成物价飞涨)等关键指标,没有一项经得起考量,。因此,李煜掌管下的南唐集团企运崩颓也就在意料之中。

  同时崩颓的还有词人李煜的个体生命。975年,农历七夕,恰在其出生日,正值壮年的李煜选择了离开尘世。这个本性纯良、笃信佛理、天赋文才的帝王走过了错位的四十二年。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或许,这种方式才是其追寻自我定位、安排身心的最佳去处。

编辑:刘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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