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诗歌神圣的捍卫,超过了常人的激烈,是高贵与雅致的激烈,甚至闪着真理的光辉。再如,他对教育的关注与忧虑,也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认识何三坡已经整整19年了,今天的何三坡已然成了网络英雄。他在新浪的博客,仅三年,总点击率已超过一百五十三万九千多,这还不算他在其它地方开的博客与网络专栏上的点击率。
何三坡原名何国宾,小名叫黑子。据他自己说,他有不下一百个笔名。我发现他十九年来没什么变化,说话仍然是那么不轻不重。前几天,在西安中国诗歌节上见面神侃,他还是那么温文尔雅,怎么就成了“土匪”了呢?我猜想,这一定是他博客中的那些显得有点惊世骇俗的讥诮凌厉的言论所致。比如,他对世人忽视诗歌的抨击:“不懂诗歌的人大都是一群只相信肉体不相信灵魂的动物,在肉体中久了,就难免会成为行尸走肉。把诗歌交给行尸走肉干什么呢?”这是梦话吗?我倒觉得更像一位真正的诗人对诗意人生的捍卫;再比如,说到有人恶搞梨花派诗歌,他说:“没有人恶搞意象派,没有人恶搞象征派,当然也没有人去恶搞黑山派、自白派与嚎叫派。为什么要恶搞梨花派?原因很简单,它跟《无极》一样白痴,还要装的像个白居易!”话肯定有失偏颇,但他所举的各个流派都流传了几十年,却没有人去恶搞,说明要自成一派,还是得有自成一派的道理——诗歌不是白开水,用何三坡的话来说:“把珍珠扔在下水道里的时代是愚蠢的。”他对诗歌神圣的捍卫,超过了常人的激烈,是高贵与雅致的激烈,甚至闪着真理的光辉。再如,他对教育的关注与忧虑,也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他说:“中小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大学生都成了谋生的奴隶。而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大多在为职务、论文苟且忙碌,成了漠视心灵成长的势利之徒。”他说得虽有些尖刻,但确令人警醒!漠视心灵成长,这简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却被他一语道破。
何三坡推崇“自由精神”。可我怎么从他的文章里却看到了“规矩”和“教养”呢?他的大笔常纵横古今中外,左冲右突、上下齐奔,其捍卫的仍然是“一个有教养的”社会秩序。再举一个例子。何三坡出版了诗集《灰喜鹊》,共233页,定价98元,价格高出了同质诗集的三倍。他说:“汉武帝时,四川一个诗人写了一首《长门赋》,得到的稿费是一千两黄金,到了唐代的李邕就不用说了,翰墨一洒,珠玉满堂。而盛唐时代的韩昌黎同学就更了不得,光几句碑文,就能换得玉带一款、白马一匹,所以他的哥们刘禹锡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听上去很玄乎,写的全是实话。这就叫汉唐气象啦!大家都知道好文章是值钱的,才有字字珠玑的说头。今天,据说我们已经到盛世了,该有点文化了,但是你知道,一双鞋子的定价是200多元,而我这本‘最昂贵’的诗集甚至比不了一只鞋子。所以我要说,我的诗歌的价格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这里我要纠正何三坡的是,一双“耐克”鞋可不止200元,普通的要三四百,高级的要上千元了。三坡此举,正合我意。因为一个有教养的时代当然得有相应的价值体系,包括鞋,高得不能离谱;包括音乐、美术,更包括诗歌,这颗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价格低,也不能低得掉价!何三坡捍卫的当然是诗歌的尊严。
1989年9月,当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宿舍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名羞怯的小个子军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无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拿着一本外国小说,不是卡夫卡就是杜拉斯,不用说,他充满了文学的幻想。毕业后,他到武警报社实习,据说报社很想将他留下,但贵州武警总队认为培养个人才很不容易,你们报社留下,我们不是白培养了吗?就是不放人。于是报社领导给他出主意,让他回去亲自做做领导的工作,哪怕送送礼,请请客,多说好话,只要把档案提来,关系开过来,报社就接收。谁知道何三坡那么小的个子,却与总队领导顶了牛。人家说:“部队送你去学习,总得回来做点贡献吧?”他说:“到报社不是一样做贡献?”“不行,不放!”他反问:“那怎么才放呢?”应:“除非你按士兵复员,否则,就得在部队干!”扭了羊头,没办法。当时的何国宾现在的何三坡说:“那我复员!”就这样,他一言九鼎,再不悔改,毅然离开了部队,成了一只自由的鸟儿。
这只爱说梦话的鸟,何三坡,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灰喜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