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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5岁现象”凸显特权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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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向社会渗透

  值得关注的是,“45岁现象”正在向社会各界渗透。渗透的表现之一是企业、大学的行政化,以便于套用或获取行政层级所赋予的特权。表现之二是企业和大学的人也将45岁视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坎,向中层管理者奋斗。这个年龄仍在一线从事实际业务的人,被普遍被认作“没什么指望”的人,管人的似乎总比搞专业的要高人一等。

  于是,45岁到60岁没有官职的人,成了最尴尬的一群。45岁以下,体力和精力好,但能力、经验可能不足,可当“新鲜血液”加以培养;60以上,工作能力强,但可能身体和精力差,需要退休。而既有精力又有能力的45到60岁的人,却被排除在县处级干部和中层管理者之外,搞专业又被社会所不齿,在人生的黄金时期“退居二线”,极大地浪费着人力资源。

  “45岁现象”向社会渗透的结果是,很多人都想当官当领导,而把从事专业工作视为前途不大。 45岁以上的记者很少活跃在现场,45岁以上的教授专心写教案的不多,45岁以上的工程师更多地当“老师”而不动手。唯独农民没有45岁概念,需要不断进取。

  改革分配机制是关键

  浪费社会人力资源,是“45岁现象”产出的不良后果之一。这种现象不能制止,会潜移默化地把很多人的成功路径引向当官小道上,相当多国家栋梁之才,可能把精力和智慧消耗在琢磨人事安排上。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都与之有关。比如浮躁风气,与年轻干部和管理者年轻化无不关系。年轻人有活力,求新猎奇,但对一些“新事物”、“新创意”的警觉性、鉴别力不强,不免意气用事,急于求成。

  再如浮夸风气,由于提拔年龄卡得很紧,每个干部和管理者都以被“提拔”为主要目标,想尽快出政绩,不惜弄虚作假、牺牲环境、危害他人权利为代价,而对具体的、实在的利国利民的事业缺乏兴趣和耐心。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影响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民间已有这样的流行话:“年龄是个宝,文凭很重要,关系最关键,能力作参考”。当真才实学被视为不重要的因素时,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靠什么建构?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45岁现象”的成因。“官本位”传统,工作压力大需要年轻人支撑,高科技时代需要反应快捷的头脑去应对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官员选拔制度滞后,都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或许是分配体制上的优惠和特权,有令人羡慕的物质优待和很多看不见的获取利益的渠道,这就吸引人们竞奔行政队伍和管理者阶层,甚至作为理想追求。

  在一些国家,选举和监督让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注重经济成本让中层管理者成为裁员的首选对象。他们对专业的人士的尊重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明白专业人士的脑和手,是机构和自己财富的来源,所以给专业人士较高的待遇,鼓励他们埋头苦干。成为专业人员,也便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安定且体面,在黄金般的中年期达到事业顶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中国要减少“45岁现象”,从平衡实际收入差距和减少特权做起,也许是较便捷的入口。(陈冰)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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