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史家戴笠、吴芟，以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秉笔直书此事，与吴伟业、谈迁、计六奇、谷应泰辈为了偏袒崇祯，不惜曲笔回护，吞吞吐吐，以致漏洞百出，欲盖弥彰，恰成鲜明的对比。戴、吴载谓：
今后，闯复令杜勋求成，莫敢奏。内侍微言之。上召入，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因劝上如请为便。上语魏藻德曰： “今事已急，卿可决之。”藻德默然，曲躬俯首。时上忧惑，于坐后倚立，再四以询。藻德终无语。上谓勋曰： “朕即定计，有旨约封。”大怒藻德，推御坐仆地，入宫。
读了此文，李自成、崇祯帝之间谈判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李自成委托杜勋提出的议和条款，是这样清楚地明摆着。被农民军攻城的炮声吓得胆战心惊、深知北京危在旦夕的崇祯帝，想不想接受这几项议和条款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死要脸皮的崇祯帝在处理诸如此类重大国事时的一贯做法，是把大臣推到幕前去。如果事情办成，于自己的最高统治利益和名节无损，他便把功劳归于自己，自我陶醉在“天聪圣明、沉机独断”的幻觉中；如果事情办坏，或事先泄露了风声，引起舆论哗然，他便一巴掌把受其命办事的大臣打下去，甚至不惜杀人灭口，以掩盖自己的罪责。抖一抖崇祯帝的老底，这套把戏司空见惯。崇祯十五年秋，明明是崇祯帝自己策划陈新甲与关外的满兵议和，以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但他后来却翻脸杀掉了陈新甲，即为一例。史载：
丁酉，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时贼事大坏……新甲请输平，许岁币，弃关外地。调吴三桂以宁远兵入讨。上好自大，欲于事成后以自来归德，布告天下，书于史策，讳言求成，戒新甲秘之。而内旨严封下新甲者，晨夕不绝……主上大骇，怒责新甲不密……竟弃市。
因此，面对答应与否将关系到明室存亡和自己千秋名节的李自成的和议条款，崇祯帝又一次重演故伎，把这件大事推给宰相魏藻德，要他承担全部责任；而深知崇祯帝为人的魏藻德，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以致崇祯帝“推御坐仆地”，发了那样大的脾气。这个细节的记载，正是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李自成、崇祯帝之间和谈的历史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也许有人要问： 仅据戴笠、吴芟的记载论断，非孤证乎?答曰： 否。
让我们还是回到戴笠、吴芟所载的话题上来。前面引述的“上谓勋曰： '朕即定计，有旨约封'”，下文如何呢?亦即崇祯帝关于“和议”究竟定了什么计，下了什么旨呢?戴、吴二氏失载。但是，崇祯十六年进士，“入翰林，为史官 ”，“而京师溃……为贼所缚，遭榜掠”的李长祥，则清楚地记载谓：
三鼓余，兵部尚书张缙彦巡城，自东来，将至正阳门，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 “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过正阳门西，总督京营襄城伯李国桢相遇，言其故。国桢曰： “败矣。奈何！吾有劲兵三千，将图与之战，只此尔!”缙彦去，计其所历，当至德胜门，正贼进之时也。今人谓：帝英主也，何与谈？其谈之者何事？缙彦再官浙江布政司，有问以巡城事，无异词。惟帝之御书草纸，谓是朱写非墨写。据十七日叛监杜之秩(按：系杜勋之误)至城下言，李自成遣来时，有议城上，太监与之上，则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带地。再欲犒师百万两，诚得如其议。则解兵去。……至十八夜帝之草纸御书所云“再与他谈”，或即谈此。
于此可知，崇祯帝是定了计、下了旨的；直至他吊死煤山前的数小时，还亲笔写了“再与他谈”，要求再一次与李自成的特使杜勋谈判。但是，此时杜勋早已出城。几个小时后，也就是十九日晨，李自成的大军已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的“再与他谈”的手谕，成了一纸空文，“和议”终于化为泡影。
李自成进京后投降农民军，并在大顺政权任职的孙承泽，是鼎革之际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关于和议的记载，堪称弥足珍贵。文谓：
二月，贼至宣府，监视杜勋同总兵王承胤出城迎贼……忽下谕云：杜勋骂贼身死，忠义可嘉，赠司礼太监，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堂上官。谕下，举朝失色。三月，贼至都城，兵部以巡视京管科道光时亨、王章手札上闻，言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缒杜勋上城，饮于城楼，上亦不加诘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