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口那地界，为辽东良港，繁华了得，灯红酒绿，年轻的小张哪有不花心的，很快迷上一位风姿绰约的私娼，结果被人吃醋，暴打一顿，打得他不敢在营口混了，光荣传统不敢继承了，灰溜溜走人。
张作霖回到家乡，依然惹是生非，和他二哥到处打架斗殴，被一个叫李老恒的乡邻告到官府里，说他们兄弟俩通匪。官府一听，这还得了，一帮捕快以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责任感，雷厉风行，当即将他兄弟两人缉拿归案。遗憾的是，莫看满清官员个个脑后拖条猪尾巴，还偏要与国际接轨，搞什么重证据、轻口供那一套，最后七审八审的，实在查不出半点现行反革命罪行，只得把他俩放了。
结果，小张同志一出狱，真的落草为寇了，没几年又摇身一变，通过招抚，当上管带。这时候的他，史料上如是记载:“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镶黑色缎边，腰佩洋式军刀，足登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从此，他一帆风顺，于1916年当上奉天的督军兼巡按使，这也就是说，张作霖同志从小张到老张、从营长到辽宁省省长和军区司令员这军政一肩挑的过程，仅历时13年。
胸怀坦荡 以德报怨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同志是不是有仇必报呢？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老张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老张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帐，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两百元钱，要老俩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两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一千元！
老张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1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有一天，轮到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老张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严重伤害了张作霖同志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老张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老张同志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泼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