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天使何去何从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生俨如折翼天使，无所适从。时人指出:“社会上一向是看重大学生的。大学生毕业后，一旦就了个小职业，往往便会被亲友们所不齿，同时社会上也会给他种种不良的议论。”这种社会期望与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
截至1937年8月5日，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1467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比如，第43位，叶女士，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毕业，文学学士，希望待遇一百四十元；第45位，黄君，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希望待遇一百五十元；第99位，程君，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银行科，要求一百元，工作地点在南京、上海、镇江。而当时城市里一个小康家庭的月收入是15元到30元，大学生对月薪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但现实又如何呢？最不堪的现实是一部分学生为生活所迫，甚至加入小偷、抢劫者的行列。《申报》报道过大学毕业生吕文清偷盗的案例。22岁的吕文清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寻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某天，吕趁一位潘姓律师睡眠未起，入房偷走了潘的皮夹。之后，吕又趁一位胡医生在内室时进入诊所偷盗，结果被捕。在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吕供认前罪，被判徒刑4月，以儆效尤。
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沦为小偷的新闻，一下子成为社会上感叹世风日下的话题。
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奋斗
1934年7月1日，北平各大学毕业生组织的职业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共同的失业问题把大学生凝聚在了一起。
7月20日，职运大同盟请愿代表谭庶潜等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大学毕业生书》，强调职运大同盟建立的原因在于“铨选不公，登进冗繁，怀才自重者，终老于蓬蒿，奔进无耻者，攀援以窃位，深闭固拒，不容他人染指”；目的在于引起政府、社会的注意，“为解决多数青年的失业问题而奋斗，进而言之，则复兴民族，拯救国家”。
职运大同盟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大学毕业生的响应。8月7日，中央大学学生孙光裕等人组织的中央大学职业运动同盟会宣告成立。两天后，国立暨南大学职运代表苏洪宾、林启文携带呈文由上海赴南京，向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
面对汹涌的大学毕业生向政府要工作的请愿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回应。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接见了职运大同盟留驻南京的代表谭庶潜等人，并作出承诺:
一、成立“全国学生工作咨询处”，不问有无经费，决定于下月筹备成立，若该会不能成立，则由行政院下设“全国学生工作咨询处”，调查各地需用的人才，俾才其用；二、调查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人数，作整个计划；三、与考试院磋商举行考试，使学有专长者，不至于无机会为国家社会服务。
在南京国民政府承诺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之后，毕业生请愿运动才稍有缓和。然而，承诺的效果显然让人极不满意。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新的毕业生就业请愿运动又此起彼伏地发生了。
1936年6月7日，北平各大学毕业生再次组织了“服务运动大同盟”运动，召开记者招待会，权遒森作为运动代表作了报告。权宣称“服务大同盟”组织目的在于“谋得广大群众之职业”，并表示不日将派代表向中央请愿，求取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