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迎春(资料图片)
“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横向上大体可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文献研究又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版本研究三类；文本研究则分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两支。从时序上纵向排列，“文革”以后的红学可划为三段：1976~1979年、1980~1986年、1987至今。
1976~1979年间的红学研究
1976~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红学研究的不少文章虽还没有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但随着一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
在文献研究方面，考证派继续了对《红楼梦》作者及成书状况的研究。如1979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另有戴不凡于1979年在《北方论丛》《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等文，提出作者乃“石兄”曹頫，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修改、整理者。之后，反驳戴文的文章有近30篇。版本学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1977年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在台湾出版，1978年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是第一部红学版本考证的专著。该书通过对庚辰本和己卯本之间关系的详尽分析和比勘，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是曹雪芹去世前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珍贵抄本。庚辰本自胡适发现后，一直未获重视，冯其庸的详实考核才使人们对其版本学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文本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极意义。
1980~1986年的红学研究
这一时期是红学研究的辉煌繁盛时期，真正就《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形式和效果与以往大大不同，西方文艺理论也被引入红学研究中，给红学研究带来许多新视角。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在大陆已基本消失，港台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均未成气候。这一时期的考证派却极其活跃，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曹学的考证尤其繁盛，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在对1963年公开的《辽东曹氏宗谱》研究基础上，对曹家成员状况、从官历史等做出了考证，认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而非河北丰润；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1980年)通过对脂批的重新标点分段，推论曹雪芹之卒年为乾隆甲申(1764)年春天，有别于传统研究者所支持的“壬午”卒年及“癸未”卒年两说；另外还有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等著作。除曹学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十分活跃，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如己卯本和庚辰本同出于己卯庚辰本；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港台方面有王三庆专著《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早期存在状况及这部小说的传抄转录过程，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曹学、版本学的盛况相比，脂学和探佚学方面也有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年)。
随着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呈现兴盛繁荣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