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还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国际大家庭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制定在战争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将在战争中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确定为对全人类的罪行。
江陵 焚书又是梁元帝主动犯下的罪行，因为魏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焚书的必要，他要战要降也与是否焚书无关。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 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固然说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国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认，但也证明了他一生爱书，爱读书，由极度的爱突变为极端的恨，要让这 些书成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据 《梁书·元帝纪》所载，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的上半部.虽然自幼瞎了一眼，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 不好声色，颇有高名”。这些话或许有所夸张溢美，但有几件事情却是不会作假的：元帝酷爱玄学，从五五四年十月十九日开始在龙光殿给大臣们讲解《老子》。十 一月二十三日，魏军已经到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戒严”。二十七日，见边境没有什么动静，便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十二月二十七日 晚上，江陵已处于魏军合围之中，元帝上城巡视，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 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 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浩 繁的成果，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并非唾手可得，对于一位活了四十七岁、又经历了多年乱世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他的诗文虽然不脱轻薄浮艳习气，但也 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荆州（治江陵）任职，要收罗七万 卷图书，并最终汇集到十四万卷，也是煞费苦心的。要说梁元帝爱书，爱读书，是毫无疑问的。
不 仅梁元帝如此，历代帝王中爱书和爱读书的人还不在少数，如《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大规模征集图书，无不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关。连昏庸无道以致亡国的 隋炀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说不定多数书会逃不过隋末唐初的战祸。皇帝既有绝对的权力，又有取 之不尽的钱财，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驱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图书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个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 是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纂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 个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书后，又把所佩宝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一样，不过是他的私产，有用时用 之，无用时毁之，何罪之有？
秦 始皇的焚书和梁元帝的焚书是公开的，另一种形式的“焚书”却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不动声色地进行着。实际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收书征书，都随之以大规模的抄 写、整理和编纂，都得按皇帝的旨意和当时的主体意识进行加工、篡改以至销毁。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时采取的原则就是：“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 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 可以肯定，有不少“文义浅俗，无益教理”，或“浮杂鄙俚”的书籍或内容已被删削，或被销毁了。皇帝一次次“稽古右文”的盛举，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一次次清 剿。《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征集规模和收录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代，但在此期间禁毁、删削、篡改的书籍数量也是空前的。
书 籍如此，其他艺术品也是如此。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不惜采取卑劣手段从其后人处骗取《兰亭序》真迹，最后还将它作为陪葬品带进了陵墓。一些爱好书画的帝 王在一件件国宝上任意盖印、题词，要不是皇帝被推翻，这些稀世珍品就一直是他们的私产。要是多几位唐太宗，被带进坟墓的书法真迹还会更多；要是多几位乾隆 皇帝，名画必定会变成御玺的印谱。而每次战乱或改朝换代，少不了皇宫的焚烧或战利品的掳掠，又有多少艺术珍品随之遭殃？
而 且要是皇帝没有什么文化倒还好办，懂行了、太高明了麻烦就更多。皇帝的欣赏习惯、评价标准以至个人好恶，无疑就是学术、文化、艺术的鉴定准则，成为不可违 抗的法律。一个流派、一种思想、一类风格或一部著作会因此而兴旺发达，而另一些却会就此消失。即使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乾隆皇帝 最爱卖弄小聪明，以能亲自发现臣下的错处为乐，《四库全书》抄成后他要亲自校阅，而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找到错字，以显示自己的天纵圣明。总裁官纪昀深通邀宠 之道，让抄手们故意留下一些错字。可惜《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乾隆皇帝看了一些后就不再有兴趣了，但那些故意写成的错字却再也无人改正了。
相 反，散处民间的书籍和艺术品虽然免不了虫鼠水火之害，难免不毁于战乱，却不会有这一类灾难。所以秦始皇焚书毁不尽天下的书，图书在一次次浩劫后会有幸存 者，清朝列入禁毁书目的一些书现在还能见到，主要还是靠民间的收藏。中国古代的地图制作相当发达，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一幅西汉初年的古地图之前，除了 有几块十一世纪刻成的石刻地图外，竟没有明代以前的地图原本传世。主要原因倒不在于地图描绘的困难，而是由于地图一向是皇家与官方的秘藏，又是行政权力的 象征，私人收藏地图就有谋反之嫌，而官方的地图又一次次成为改朝换代的牺牲品。
旧 时代的文人学者在对江陵焚书痛惜之余，自然不会谴责梁元帝为罪犯，因为他们从皇权观念出发，是无法否认皇帝有这样的处置权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这样的悲 剧，但悲剧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而成为过去。本应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文化遗产实际为个别特权人物所占有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还是屡见不鲜。直到文化革 命中，江青、康生之流还能拥有大批珍贵文物。无独有偶，不久前台湾园山饭店中也发现了一批本应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至于政治权力或个人应该控制、 干预学术、文化、艺术，则至今仍然是某些政治家的信条，就不必多说了。因此我希望文化遗产永远属于人民，学术、文化、艺术真正保持独立，才能避免大大小 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书事件重演。
写 到这里，我联想到了近来学人们不时在讨论的人文精神问题。老实说，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人文精神的确切含义，特别是在中国应如何诠释。但我相信，对学术、文 化、艺术的追求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内容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元帝身上是有那么一点人文精神的。他对文学和学术的追求以及取得的成果，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至今还值得我们研究和肯定。
但 梁元帝是典型的双重人格，在他勤奋好学、富于创造、刻意追求的另一面是极端的虚伪、残忍、优柔寡断、贪生怕死，学术上的认知从来没有成为他的实践。例如他 著有《孝德传》、《忠臣传》，自然是为了阐述、宣扬孝和忠，但自己的行为却既不孝也不忠。在侯景围攻建康，他的父亲梁武帝危在旦夕时，他却以“俟四方援兵 ”为借口，在上游拥兵自重，甚至杀了劝阻他退兵的下属萧贲。在建康陷落后，他忙于骨肉残杀，乘机逼死了亲生儿子萧方等，杀了侄子萧誉，赶走了侄子萧其弟武 陵王萧纪发兵东下后，他不仅让方士画了萧纪的像，亲自在上面打钉子，咒他早死，还请西魏出兵，让西魏占了蜀地。萧纪兵败时，他又密令部将樊猛不许将萧纪活 捉回来。萧纪的两个儿子被他关着绝食，以致自己咬臂上的肉吃，十三天后才死去。王伟是侯景的头号帮凶，从发动叛乱起的一切行动几乎都出于他的策划。但此人 才思敏捷，诗做得很好，被押到江陵后，在狱中写了一首五十韵的长诗献给梁元帝。梁元帝爱他的文才，准备赦免。忌妒王伟的人得知后，对梁元帝说：“以前王伟 写的檄文也很好呀。”他找来一看，原来上面写道：“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项羽的眼睛有两层眼珠，还会有乌江之败；湘东王 只有一只眼睛，难道天下会归他吗？）他勃然大怒，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上，开膛剖肚，一刀刀碎割而死。王伟的罪行早够死刑，元帝因爱才而不杀；但一旦得知他 曾挖苦自己，就如此残酷地杀死；究竟还有什么是非好恶的标准？
可 是我们不能因为梁元帝的为人而否定他符合人文精神的那些行为，就像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人品不好就否定他的书法艺术一样。书法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书法本身，所谓 “字如其人”实际上大多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我看是靠不住的。董其昌是个劣绅，谁能从他写的字里看出来？汪精卫当汉奸后写的字，究竟与早年革命时写的字有 什么两样？但对书法家的评价就不能只用书法的标准，还要包括他的为人和作用。显然，对梁元帝一类历史人物，人文精神不能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只能用之于 其某一个侧面。
如 果梁元帝不是一位皇子和皇帝，而是一介布衣，那么他的凶残险恶的一面可能就不会得到充分表现，或者不会留下具体的记载，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诗文和 好学不倦的故事，他就是一位著名诗人和优秀学者。不幸的是，历史给了他皇帝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他是否愿意，都只能用皇帝的标准来衡量了。
中 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皇帝，像李后主、宋徽宗、明武宗、明熹宗，他们本来应该是杰出的诗人、书法家、画家，优秀的运动员、工匠。还有的皇帝，如梁元帝的父 亲梁武帝萧衍、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典范，如个人生活朴素、工作勤奋等等。还有像晋惠帝和南朝的一些少年皇帝，不过是低能或幼稚，如 果是普通人倒是值得同情的，或者不过是可笑而已。这些人都具有符合人文精神的某一方面的特点，但不幸他们当了皇帝，因此只能成为昏君、暴君、亡国之君。所 以，对于皇帝或者对社会负有特别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抽象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贡献。
有人在评价某些伟人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他的个人品德，突出他的人情味，或者更时髦一些，用人文精神来加以衡量，我以为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这最后一点可能已经超出了纪念江陵焚书事件的范围，但大概受到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缘故，的确是我同时想到的，所以还是写了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