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的顽固不化的“四人帮”主犯，法庭同样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张春桥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谜底原来在这里。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健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一同破灭】
1980年7月24日上午9时，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的公安部有关人员，对张春桥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一事进行审问。
问：“张春桥，在你们‘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后，上海的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在事先进行过哪些策动？”
张春桥不答。
问：“你还要交代，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钓鱼台九号楼的住处？你都同他讲了些什么？”
张春桥不语。
问：“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
张春桥不吱声。
问：“现在已查明，9月27日晚九、十点钟左右，肖木奉命到了钓鱼台你的住处，你要他到上海传达你的指令。你对肖木说：‘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还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示意造反派骨干要准备大考验，要准备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等五个常委传达了你的旨意，策动造反派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张春桥仍然不语的情况下，审讯人员让徐景贤作证，同时宣读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严忠实1980年9月10日的证言是这样的：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任张春桥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肖木到钓鱼台住(处)，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说：“叫肖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肖木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肖木到张春桥住处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预审组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一对照，发现这两方面证言相互之间有所不同。
徐景贤等人的证言称：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一个说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一个说是张春桥派往上海去向他们直接传话。两个证言明显相悖，应该取谁的证言好呢？
严忠实是当事人、经办人，证言当然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别法庭在法庭上，却采用了上海徐景贤等人的证言，一来考虑这是多人证词，更有可靠性；二来是他们是武装叛乱的直接组织者，他们对张春桥这两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关系到武装叛乱。
究竟采用哪一个证言更切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呢，这只有让后人去研究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这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呢？通过审判，事实已经清楚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其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李)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革”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对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的人来说，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人们只要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