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 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桥》、《莫须有先生传》等。
《废名集》 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定价：330.00元
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废名是名气极大的一个，却也是读者极少的一个，还在上世纪30年代，人们就说他晦涩、难读。最近，6卷本《废名集》在整理了12年之后出版，在这类似全集的文本里面，我们遇到诗人废名、作家废名或者学者废名，不过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寂寞的废名———即使是在1949年之后以大白话的形式写下了大量颂歌之后，作家似乎也依然寂寞。
认识废名
在经历了12年的编辑工作之后，6卷300万字的《废名集》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让这个我们稍稍有点陌生感的大作家再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亦是跨越诗、文、佛诸多领域而难于归类的学者。他文风晦涩，诗意盈盈，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但解放前后的作品判若两人。他是在课堂上得意自夸的狂放教师，也是为学术争论可以大打出手的性情中人。他是与周作人惺惺相惜的弟子和知己，也兼具鲁迅的追随者与批评者于一身。也许“废名”这个名字，就拒绝了我们的轻易解读。
废名之名 文字上的洁癖
废名最广为人知的轶闻，便是他与熊十力“打架”———是真的打起来了，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传闻版本甚多，究竟是扭打、互卡脖子还是滚做一团，众说纷纭。无论如何，对一位文人来说，这样的传闻听起来总有些奇怪和不雅。
大致的情形是，当年废名和熊十力往来密切。两人都研究佛学，经常就某些观点的冲突争论不休，邻居也已经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论。忽然有一天，辩论声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只见废名和熊十力两位先生竟打起来了。“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废名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真人”废名》一文中这样记述。
而废名的老师周作人也写过一篇《怀废名》，其中一段说道：“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下文，是打完架的废名，第二天又来找熊十力继续讨论问题，交情依旧，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废名，原名冯文炳，1901年生，湖北黄梅人。1926年6月10日，青年冯文炳在日记中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
《废名集》编者王风认为，给自己取名“废名”，是某种文字上的洁癖。这样说的依据是，1926年4月8日，冯文炳写给别人的一封信里谈到，很讨厌自己的本名“文炳”，“几乎是一桩耻辱，出在口里怪不起劲。”“文”字大约是父辈希望他能文，“炳”字则是出于他五行缺火的考虑。不过冯文炳一点也不稀罕，他也用过其他笔名，比如“蕴是”、“病火”等等，都是用两三次就废掉了。“废名”则一了百了，彻底解决了取名字的麻烦。
废名家境不错，在当地算得殷实，童年读私塾，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与教师职业结缘，一生不离不弃。读师范学校时，废名迷上了新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五四”时期，废名受新文化运动感召，对当时诸多领军人物很是崇敬。王风介绍说，废名毕业后在武汉一所学校教书，思想算是比较激进的，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都有交往，也开始给胡适、周作人写信。
晦涩废名 周作人门下弟子
1922年，废名考入北大，就读英文系预科班，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今天的文学史写到废名，总以“晦涩”形容其行文风格。废名自己的解释是：“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是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废名小说选·序》）他热衷文体实验，精于炼字，用写诗的笔法去做小说，慢慢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周作人对此有评价：“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周作人初次见到这位写得一手“涩”文章、后来成为他学生的青年，是在1923年9月。当时废名已经在北大校园内小有名气，常参加“浅草社”的活动，还在胡适主持的《努力周刊》发表作品。周作人对这个学生显然是喜爱的，1925年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周作人就破例为之作序。废名也逐渐成为苦雨斋的常客，与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并称周作人门下“四大弟子”。四弟子之中，可以说废名的文采最受老师喜爱，日后文学史的描述中，师徒二人均是“京派”的代表作家。
相比之下，废名与鲁迅的交往，则显得有些尴尬。1925年，废名总算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鲁迅也愉快地接待了这个年轻人，在周氏兄弟主持的《语丝》杂志上，废名是重要的作者。可能太过兴奋，废名在鲁迅面前表现得有点木讷，到后来第二次见面时，更是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好罢。”废名懊丧地写道，“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
废名对鲁迅怀有深切的敬意，直到193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此前的1926年6月，废名在日记里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王风说，可见废名对鲁迅的理解是很到位的，周氏兄弟失和，并未影响废名对鲁迅的感情。同一天的日记里甚至还表示，倘若鲁迅不幸给枪毙了，自己一定要去看护尸首。然而到了1930年，鲁迅站到左翼的立场上之后，废名就颇不能理解，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鲁迅自然反击，把废名批了一通，还讥讽他的笔名：“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狂放废名
解放后停止文学创作
废名登上北大讲坛，是在1929年，他终于从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以后。之所以拖这么久，要怪张作霖1927年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跑去西山的成达中学教书度日。1929年废名受聘于北大中文系，任职讲师，其狂放性情，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记忆。
自称比鲁迅更理解《狂人日记》
汤一介回忆，废名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头就说：“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台下学生皆愕然，哪有人说自己比作者本人更理解作品的？还有一次废名讲写作要炼句，举自己的小说《桥》中的句子，“你们看，这‘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废名得意地说，“写文章就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
“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北大教授乐黛云这样描述记忆中的废名老师。汤一介还记得废名批改学生作文，表扬一位女同学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真像我的文章。”
抗战期间，废名回到老家湖北黄梅，成了一所县城小学的教师。这段岁月里他醉心佛学，写出了《阿赖耶识论》。1949年，废名很高兴地把《阿赖耶识论》拿给卞之琳看，后者刚从国外回来。废名觉得，自己对佛学的理解，“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王风讲了个故事，说废名对佛学的研究很有意思，比如种子义，认为一颗种子最终能长成一棵树，是因为种子里面本身就包含着根茎叶等许多东西，“根有根的种，叶有叶的种，茎有茎的种，果有果的种，花有花的种。”王风说，“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思路，后来他居然还拿这个观点去请教一位农学出身的朋友，就是程鹤西。程鹤西想了想，大概是联系到基因理论，觉得似乎有道理。”废名就很高兴，继续跟人宣扬他的“种子义”。
然而熊十力不买废名的账，才有了本文开头两人“打架”的故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废名也很不以为然。两人吵归吵，却是就事论事，不伤交情。1946年废名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大任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升任教授。他是带着儿子来北平，妻女留在老家，熊十力则是完全不带家眷，雇了一个男仆每天做饭。废名就天天去熊十力家“蹭饭”，吃饱喝足了就开始争吵。
“仔细想想，这个事情挺让人感动的。”王风说，“这样的交往现在没有了，真是毫无世俗机心啊。”
解放后研究新民歌
解放后，废名和他同时代的师友们，都几经命运波折。废名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专心治学。现在收进《废名集》的，有许多文论和讲义，内容涉及语法、美学、新民歌、鲁迅研究等等诸多领域，甚至还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这样的论述。周作人出狱后生活困顿，许多旧交都怕惹祸上身，避之唯恐不及。废名为老师热心奔走，曾在北大募捐，还在冬天给周作人家拉来一车煤。于是北大中文系开会批判废名，说他立场不坚定。1952年，废名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既后来的吉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6年升任系主任，后来还当选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委。
1965年，废名患了胃癌。根据汤一介的描述，1967年8月，废名之子冯思纯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乘飞机由北京赶到长春家中，只见废名面黄肌瘦，腹部化脓溃烂。1967年10月7日，临终前，废名喃喃自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他不知道，周作人已经在四个月前，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本版采写/记者 武云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