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年鉴学派史学是经济史与社会学结合的典范。孔德的社会学原理已于1838年问世，而当时法国流行的还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史学。兰克的再传弟子G.莫诺德(1844-1912)于1876年创刊《法国史学杂志》，专刊考证文章，不谈社会理论，发行30余年。1893年，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出版。涂尔干认为，社会活动不能还原为个人行为，反之，个人行为只有放在社会行动中才能得到解释。又倡比较研究法，认为这是研究社会行动的最好方法。这两者均深深感动新的历史学家。1900年，亨利·贝尔(1872-1954)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提倡将各种科学融入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爱因斯坦曾为该刊撰稿，而年鉴学派的创始人L.费弗尔(1878-1956)、M.布洛赫(1886-1944)均先后参加该刊工作。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共同创刊《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s àhistoríe)，1942年扩大篇幅，改名《经济·社会·文化年鉴》（Annals economique, sociétés , civilisations），声誉日隆，迄今仍在发行。Annals原意历史、编年史，并非指年刊。该刊聚集了大批史学家尤其经济史学家，被称为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F.布罗代尔(1902-1985)，以卓越的著作完成了总体史学体系，饮誉世界，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法国年鉴学派已有70余年历史，在中国早有介绍，布罗代尔的重要著作《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国家》(1949)、《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81)早已译为中文，近期又有布氏《资本主义论丛》《资本主义动力》中译本出版。因而我对该学派不再置言，仅就其方法论方面略作评价。
总体论(holism)或总体观察(holistic perspective)是年鉴学派著称的治学方法，通常说有三个含义：“总体先于部分”、“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总和”。实际上，所谓总体论或整体论就是结构主义，社会不是由同质的人群相加而成，而是由不同质的领域有机结合而成的结构。布罗代尔特别重视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和人们心态这个领域，当然要考察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是在总体关系中活动的，在考察时，要先看总体结构，再考察部分与总体的关系，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即总体的结构关系。史学家彼得·伯克说，布罗代尔的总体论“不是对历史事实作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强调人类的不同探求领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年鉴学派的这种考察主要不是用叙述的方法，而是用分析的方法，并注重计量分析法。
上节已言及，结构主义始于马克思，年鉴学派总体论的具体内容虽然与马克思的提法不同，但仍是继承马克理论的。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说：“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这里模式指社会形态。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即他的“结构史”，是取法马克思的。其实不仅是结构史，年鉴学派的许多观点，都是马克思早已提示的。该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J.勒高夫写《新史学》说：“在许多方法，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大师之一。”（17）带着问题研究历史是费弗尔创刊《年鉴》时期的主张，当时年鉴学派被称为“问题史学”，即提出问题，然后解答。费弗尔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从来没有读过一句马克思著作，…也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思考和理解事实与例证。”
最受人注意的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治史方法，其实是来之有自的。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都处于多事之秋，他们都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布洛赫被纳粹杀害，布氏被监集中营五年。他们对连续不断的政变、事变、战争困惑不解，感到不能从事件本身寻找其因果关系，也不能像历史哲学家那样从本体论、人性论上得到解释。费弗尔认为考察历史事件的时间空间背景愈大，它的意义就愈深刻，方法就是从相关学科中发现相互关系。他曾逐一研究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史，最后著《历史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希望创造一门“社会心态史”，来解释社会变化的缘由。布洛赫首先提出“时代层次”论。他主张研究历史要从现实开始。无论从感觉经验层次说，或从理性认识层次说，从现实出发都是理解历史时代的最佳途径。而任何社会现象都与当时时代的总体社会环境分不开，要充分领略当时的“时代气氛”。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1931）就是用这种方法著作的典型。该书论述法国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农业生产和庄园制度，但是在论物质生产除犁的使用外都很扼要，而把四分之三的篇幅放在庄园制度方面。因为制度变迁反映时代精神，正是这种时代意识使得16世纪英国、德国农村已逐渐形成大地主经营制，而法国仍然是小农经济。这种方法对解释中国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是很有教益的。
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治史方法是在亨利·贝尔的综合法、费弗尔的相关学科法和布洛赫的时代层次法的基础上创造的。他认为，人是生活在瞬息变动的短时段，但他同时也是生活在为期几十年的中时段和为期上百年的历史长时段之中。作为历史学家，就不能只是看到瞬息即变的短时段的事件，而必须认识中时段的社会变迁，长时段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布罗代尔在纳粹集中营完成的《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国家》(1949)是他“多元时间”法的典范。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与其环境的叙述，包括自然环境、地理环境，诸如气候、生态、海洋、交通、城市分布等。还包括社会心态，如习俗、宗教、婚姻、生死观等。这些东西变迁极其缓慢，动辄以百年计。后来布氏把这种记述称为“长时段”或“地理时间”的历史，称这种历史为“结构史”(构造史)，简称“结构”，它规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边界，制约着中时段的历史。《地中海》一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经济史、社会史、国家史、文化史等。后来布氏把它们称为“中时段”或“社会时间”的历史，称这种历史为“情态史”(动态史)，简称“局势”，它制约着短时段的事件的发生。《地中海》一书的第三部分即传统史学所描绘的政治变动、外交折冲、战争、人物业绩等，都是声势喧嚣，但转瞬即逝的事情。后来布氏把它们称为“短时段”或“个体时间”的历史，它们是“事件史”，简称“事件”。多元时间的历史即由结构、局势、事件组成，示意如下表。
布罗代尔：多元时间
在这种多元的历史中，布罗代尔十分重视长时段的结构史而轻视短时段的事件史。1979年他发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认为长时段的结构是历史的基础，它常常规定了人们无法超越的边界，而眼花缭乱的短时段的事件最容易造成误解和最无预见力。1981年他发表三卷本《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巨著的第一卷。第一卷的标题是“日常生活的结构”，副标题是“可能的限度”。这一卷讲述了15-18世纪欧洲的人口、资源、能源、技术水平，以及群众的衣、食、住、行、信仰、习俗、风尚等。他说，这种看似稳定的结构，规定了人们的活动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什么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这几乎是一中历史决定论。他在该书第三卷中说，“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由于‘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代替方法。”前此他曾说过，“我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今日世界90%是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活动。”他还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说：“在长时段历史中，人的自由和责任具有局限性。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除责任。”布罗代尔这种重视长时段的观点曾受到人们非议，认为他忽视了人的能动性。
最后，来看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布氏认为，资本主义是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人类社会初期就“潜在的”存在，“寄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11世纪在南欧形成。这以后，资本主义从13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四个长周期（长波）。原来前人已有几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周期理论。布氏承认J.基欣提出的3-4年的短周期，认为适用于短时段；N.D.康德拉捷夫提出的50-60年的长周期，认为适用于中时段。布氏提出的，则是长达100年左右的“结构周期”。例如通常西经济史所说的16世纪繁荣，即布氏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所说的17世纪危机，即这个周期的“结构危机”。布氏所处的年代，正值1970年开始的经济萎缩，乃是他所称第四个周期的结构危机。这种结构周期的原因很复杂，尚难解释，但布氏断言，它绝非国家政策和市场运作所能左右的，
布罗代尔认为，在结构周期上升的百年，固然全面繁荣，但长期看，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可能是下降的。在结构周期的下降时期，资本利润日削，但物价长期下跌，劳动者可能受益；且危机时期，往往招致小商小贩的活跃。又经济上升时期，思想却日趋保守，不想改进；危机到来，往往会思想解放，文化蓬勃发展。总之，长时段分析，会发现许多问题，不是那些短视的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所能认识的。
布罗代尔同意I.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有一个世界中心，它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是中心——半边缘——边缘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布氏强调这个中心长时段看是不断转移的：16世纪末由南欧热那亚、威尼斯转移到北欧荷兰，18世纪下叶由荷兰转移到英国，20世纪初又转移到美国，每次都是转移到边缘或半边缘。这种转移是由世界经济结构所支配的。
总之，布氏把资本主义放在长时段来考察，因为“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
年鉴学派史学声誉甚高，但也受到不少批评。首先是他们的总体史学体系过于庞大，卷帙浩繁，而缺重点和纲领，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人讥为“万花筒”。这与中国史学“笔削”“考异”之法迥异。试看当代西方经济史三大学派，新制度学派和计量学派在中国均反映热烈，不少青年学者趋之若鹜，而年鉴学派传入最早，虽赞誉有加，然无人愿为仿效，其故盖在此。我以为，总体观是一种认识论，一种思想方法。历史问题总是要一樁一樁去研究的，惟研究时要先认识总体，考虑该问题与总体的地位和关系，不孤立去研究。在考证史实时首先要看到大环境，在探索因果关系时尽量避免单线思索，在作价值判断时要顾全大局，留有余地。这就是总体观了。在我国，目前要编纂一部宏观的经济通史，还必须靠集体力量，分工合作，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在专题研究中，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即使是从统一的(必然是抽象的)总体观出发，每个人所得结论亦未必能完全协调一致。对于这种不一致，应予保留，以待下一代史家去修正。
对布罗代尔批判最多的是他过于强调长时段的结构史、忽视短时段的事件史，以至陷入悲观主义。事实上，社会结构是人为的，常因重大事件而改变，即使自然、地理环境，也不能限制人类的活动。如北欧低地国家，因防潮而精于堤坝，反成农业重地；无石油矿藏的日本，却能迅速工业化；而是最富裕的土地最常招致生态失衡。我以为，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并不是限制与决定的关系，而互相作用的辨证关系，即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研究这种关系的历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马克思提出生产方式，诺斯提出制度，布罗代尔提出结构，司马迁提出“道”，而在历史研究上，对这些概念都是要通古今之变。在通古今之变上，年鉴学派的缺点是强调结构的长期性，只承认渐变，不承认突变、革命或历史的断裂环节。事实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或向对立面转化，多半是经过突变、革命完成的。
历史上，事件之发生与演变，并不是完全受结构的限制，受局势、节奏的制约。若异族之入侵，战争之胜负，乃至王朝之更替，常会成划时代的标志，而田制、赋役、人身关系的改制，交通技术的变革，都直接影响经济活动。我认为究竟还是人创造历史，而人的集中行动经常是表现为事件。
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教授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988)，是我所见最好的一部运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巨著。我在应邀为该书中文版所作序言中，将斯波教授的史学方法归纳为三点：第一，在运用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时，并不否定以前历史主义者研究宋史的成果，并继续贯彻实证主义原则，每事考证綦翔；于理论和计量分析之外，仍保留叙事手法，盖非此不能概括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二，在运用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方法时，很注意短时段的事件史。缘宋代三百年，自然环境变迁不大，而事件频繁，其中如厘定赋额(军需)、变法、引进占城稻、实行经界法等，都影响经济活动甚巨，而与辽金之战和、迁都杭州二事，更影响整个局势。第三，他将总体观和多元论相结合，根据宋代江南的实践，结合提出人口和社会流动、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技术要素几个方面，进行史的探索。
这就提纲挈领，有物有则，避免叠床架屋，收以简御繁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