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只有GDP领先的城市，才值得我们铺陈其性格，一些二三线城市也会精英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因为不太被权力世界关注，少了些烦杂欲念，多了份质朴高贵。在这些地方，也会传说着诸如约克公爵、萨德侯爵、基督山伯爵、冯·乌尔曼男爵之类的精彩故事，一曲曲把酒问歌，一段段才子佳人闲话，一则则显赫家族传统，无不叫人回味。
甜姜苏州
性格榜样 蔡廷辉
苏州精致，回味悠长，这味来自苏州的“甜”，菜甜，人甜，嘴甜。但甜得多了，也有人嫌腻，说话糯笃笃，气质也仿佛带着几分酥软。这个词用来形容女人不算差，评价男人则难免感慨。于是为苏州正名为“甜姜”，又甜又辣，柔韧，又不乏气势，两种融合起来的味道，算是更加有“后调”。
苏州的大户人家居住在层层叠叠的园子里，不问世事。姑苏多雅士，实为殷实所致，有故事为证：苏州某丹青世家，以一把旧琴答谢友人。得琴后，请名匠略加修复，以10万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价）卖出。一两年后，此琴赫然见于香港拍卖会图录封面，拍价近200万港币。这倒不是那家主人无知漏出，实在是因为这把“破琴”在他们家纯属小玩艺儿，这户人家也实属苏州城中等家庭。
都说苏州挺甜。烧菜糖放得多，味甜；待人三分笑，人甜；说话糯笃笃，连打架都先通告：“阿要请你吃拳头喏”，挨了打还是人家“请”的，没得说—嘴甜。一曲评弹，更是甜得把人推到了云里雾里，只觉得酥酥软软，浑身舒服，飘飘欲仙矣。
苏州是用文化堆砌起来的城。春秋时伍子胥受命建造的阖闾大城，历经二千五百多年至今无大改变，成为我国弥久现存的“第一古城”。在这围城里，园林、丝绸、美食、戏曲、评弹、书画、中医、冶铁、商业，乃至苏绣、缂丝、宋锦、玉雕、檀香扇、桃花坞木刻年画等工艺品的名声都像长了翅膀一样往外飞，围城里的人们在战争之时，则享受到了文化带来的生活的充盈。
有文化的城市是幸福的，但创造和传承文化是要付出艰辛的，苏州人在运用智慧、花出劳动的同时，还孕育出了一种叫做“坚韧”的东西。苏州作家陆文夫在谈创作时举了个建造园林的例子，“今天挖一个池塘，明天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厅堂，后天造点儿小桥、小亭，再后天垒起一座假山，中有奇峰突起……若干年后形成了一座园林”，这就是不屈的韧劲，苏州人在甜糯的同时并不缺乏这种精神。
金石篆刻家蔡廷辉就是一个不缺乏这种精神的人。他自幼生活在苏州典型的深宅大院，父亲为著名金石篆刻家蔡谨士。他随父学金石，习古画，渐渐喜欢上有“凝固的诗、立体的画”之称的园林。现拥有两座私人园林，其中“翠园”曾被称为“解放后个人出资建造的第一座私家园林”，开一代风气。
文人雅士造园，为求“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美，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蔡廷辉为了他的园子，曾经倾其所有，几十年坚持下来，倒也博了一方美名。从选址、设计到园中景物篆刻，无一不是精心打理。如今园内青山绿石，泉水伴鸟鸣，清风递花香，春日卷帘，新柳滴翠；夏日纳凉，窗外桐竹摇荫；秋日诵诗，可夜听芭蕉语；冬日煮茗，亭前梅花飘香。唐寅的《吴门避暑》被蔡廷辉镌刻在清泉流经的崖壁险滩上，气势雄浑，按照设想，他还要把醉石山庄做成一个专门的摩崖石刻的园林，穷其下半生把古今东山诗句尽刻崖上。
这使我想起苏州有一种叫“甜姜”的东西，就是将嫩姜盐渍后浸泡到糖水里，吃起来又甜又辣，味重却爽口的下粥菜。蔡廷辉就似一块“甜姜”，不愠不火，又愠又火，该愠时愠，该火时火，心甘情愿地浸沉在苏州的文化糖水里。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我想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文人的秉性吧？
其实，苏州人多似一块“甜姜”。在软文化糖水里浸泡的苏州人，烂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先贤的至理名言，硬邦邦?地把虚幻的“天堂”打造成了一片切实的人间乐土。今天，温文而雅的苏州人已不仅仅给人一种糯甜的感觉，姜的辛辣已经融进了苏州人的性格，已经融进了苏州城市的性格。文|冯立
耍家成都
性格榜样 樊建川
成都人好耍，但耍得有名堂。在蓉城，你可以理解吃饱了饭的人民如何钻研怎么玩，但人家毕竟玩得有模有样，俨然一个耍家天堂：不怕好耍，只怕耍不好。身处天府之国，生活滋润兼好耍。成都人常被人诟病“闲散”，恰是这份闲和散，让成都人有时间有精力，回味传统的，探索新鲜的，固守着，也猖狂着。
沿着都江堰向东，一座城安静屹立在水边，走近些，听到了一些声音，有集市吆喝的叫卖声，有姑娘们银铃般的嬉笑声，有清脆的口哨与鸟鸣声，有杯碟茶碗的碰撞声。各不相干，又各得益彰。成都城里有两条河，一南一府，河两岸永远都摆满了竹椅，沏了刚下的新茶。
尽管成都常被人诟病过于闲散，但在成都著名国学家张昌余看来，成都人追求休闲是“敢为人先”。“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以及附近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里面，有好多金玉饰物，大都是用来装饰美，用来玩，用来休闲”。唐代有“扬一益二”（注：扬州和益州，益州乃成都旧称），当时成都是音乐之城。杜甫赞叹：“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陆游来了也惊叹：“穷巷深夜闻吹笙。”
“懒散”惯了的成都人，其实做了不少颇有开创意味的事。蜀都商人樊建川就是一个例子。从辞官、经商到自己建博物馆，这个在成都古镇安仁建民间博物馆的人，三十多年来致力于近代生活文物收藏。2005年开馆的建川博物馆凝聚着他毕生的收藏理想，“我打算建23个博物馆，形成建川博物馆群落，现在已经建成了10个。”
樊建川没事就去逛逛成都花鸟鱼虫市场,一逛便不走，一掷千金不说，只要是真东西，无论是石碑还是牌匾，一律抬走，有时候装几辆车都不够。建川博物馆闻名海外，“耍”出这样的名堂，樊建川算是第一个。
成都人就是有耍出名堂的本事。锦城名士车辐，一生好美食，被轮椅推上街，还要买个蛋卷冰淇淋，边行边吃。九十高龄之时出了一本书，专讲好吃与美食。年轻时，在旧成都做记者，省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他往往到前面一排去坐。有的进步记者因此嘲笑他，连这种会都要去参加。他说，“我不能不呀，人家的糕点是在耀华(当时的品牌食品店)订制的！”曾有人写车辐的家宴，形容“看他烧菜，真是大将风度，一丝不乱，举止有序，温文尔雅”。
成都文人流沙河用来评论车辐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成都人那份耍出名堂的从容和灵气，“我观其人，应是天上星宿下凡”。文|周宇
唰喇武汉
性格榜样 何祚欢
当年的大汉口，其繁华程度，恐怕只有大上海才能媲美，如今繁华散尽。武汉人仗义、爽朗，唰喇——意为爽朗，但也暴躁，直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习惯来看，唰喇这个词疑似拔刀子的声音。但交往下来，也许明白那也许是炎热酷夏打开一把扇子，送你一阵清风。
大汉口时期的武汉人，是住在三街五巷里真正的享乐分子，每天下班回家吃饭之后，便开始隆重地梳洗打扮，出门逛街或者去莺歌燕舞。
武汉人出了名的火气大。“武汉话家”何祚欢解释：“很多外地人都会觉得武汉话很‘凶’，说话像在吵架。武汉话的调，跟武汉的经济地位有关。”爽朗，武汉话叫“唰喇”，不像个形容词，倒似象声词—书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带风，出手很快，也唰喇。不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看，怀疑那是拔刀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武汉人来说，“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
快则爽，叫“爽快”；爽则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这倒是和外界冠以“码头文化”之名不谋而合。码头上是些什么人，无非是占据一方的地头蛇，主要工作是收保护费，忙着召打手、圈地划势力范围。武汉人之“匪”恐怕是外界对他们的大致认识。
何祚欢说了四十多年的湖北评书，被称为一代评话名家，影响了好几代人。举手投足之间，端的是妥帖稳当，德高望重。在武汉人都自觉武汉话不好听的时代，惟有他，能将“硬邦邦”的武汉话，讲得自然亲切而又不“扎人”（注：武汉话，意指语调急速尖锐刺耳）。
从老汉正街走出来的何老先生，从小接受的教育—吃饭、行走、说话、穿衣，都有姿态，用老武汉的话来讲，那就是“派头”。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文化修养和身份地位的家庭慢慢“韵”出来的味。大汉口时期的武汉人，翩翩公子，西装革履，玉树临风如浊世佳玉，女士着旗袍，珠光宝气，摇曳身姿不亚于《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叫自己包的黄包车送到戏园子里，听戏或者是跳舞，那叫一个滋润。
何先生年逾古稀，声音朗朗，聊到“话家”，兴致盎然地说：“京剧有名的‘老生三鼎甲’，都是湖北人。凡是唱京剧的都得学他们的调调，这样才有了湖广韵的流行。包括豫剧也用湖广韵的腔。所以武汉话的影响，在中国戏曲里头统领二百多年，跟它的经济地位绝对分不开。上世纪三十年代老电影里头就经常可以听到武汉话，是很正常的。”
也许武汉人的唰喇是种有些失意的友好。当年像拔刀就拔的霸气渐远，武汉或许放下了执著，人多的时候打打嘴巴架，酷夏十分，淌着汗，吃碗热干面，悠哉悠哉过他们的日子，只有那份直率还在。文|安好
精明温州
性格榜样 高公博
温州人天生有“商”性，精打细算，善于发现，创造财富。世界上似乎任何角落都有温州人的身影，他们的精明也常常为人诟病为“精与算计”，其背负的名声可以仅仅是因为抢了当地人的生意。温州人“思变”，不停在寻找新机会，寻找新的商业荒地，但温州人也“守旧”，至今仍坚持行十二月令的传统。
温州富，声名远及海外。曾有媒体戏谑地称“温州人经常历险”，经历过西班牙火烧温州皮鞋，土耳其制裁温州眼镜，俄罗斯“拉货封库”温州商品等事件后，温州仍被誉为“存在于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温州人热心关注全球灾难事件中有没有温州人死亡。
温州人精明，似乎既褒又贬，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四处闯荡，占据外地人忽视的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过于耀眼的财富光芒背后，掩盖的是温州上千年的商都文化内涵，可谓“但见其富，不见其美”。南宋永嘉学派，首倡经世致用，北宋咸平，首列对外经商。这算是温州式精明的又一释义：善于发现，敢于首创。
木雕工艺大师高公博算是一个“精明”的艺术家。他出生于雁荡山麓的浙江温州乐清市，这里正是浙江黄杨木雕的发源地。高公博从不像其他木雕师一样，苦苦修正木头上面的疤节，他发现，那些在自然界中历经了风雨的黄杨根块有着正统木材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美丽，根雕不仅是发现美，还是发现生命的过程。“每段木头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在渴望着和你交流，我的任务只是发现它们，把它们找出来。”
他曾这样说自己的雕刻经历：“我把这段树根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觉得它本身就是个艺术品，我想到柳宗元的《江雪》。于是我拿起刻刀，只在顶部凹陷处精心刻出渔翁饱经风霜的脸部，又在根的底部撕裂处刻出一只赤脚，其他都没有雕，一个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就活脱脱地诞生了。我好像听到他说，我在这木头里面藏了几百年，还是被你发现了，今天你终于让我见到大千世界了。”
就这样，几百年来黄杨木雕先立意后找木料的传统方法被打破了，于是他走出了禁锢他创造的传统圈子，跨出了黄杨木雕几百年来的局促。在人物造型上他力求保留物体的自然质地和美的形态，在雕刻技法上他大胆采用以少胜多恰到好处，由表入里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根雕的美，全然在奇特复杂的素材中悟出多变的形象以期达到有意相求求之不得、无意相求反而得之的“人天同构”艺境。
温州人思变，但也守旧：“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五；六月六，洗垢蹉；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温州人至今还坚持着几百年传下来的传统。温州有故事，只是因为财富的光芒太耀眼，让人看不清光芒后面隐藏的东西。文｜长周
琴浸厦门
性格榜样 殷承宗
鼓浪屿的本质，是一个社区，但现在它的本质在不断地衰败。以前华贵雍容的巴洛克式五层别墅“八角楼”昼夜灯火通明，人们弹琴唱歌。这种生活如今或许远去，厦门人已经习惯闲坐饮茶，“不思进取”，或许只有看尽烟花之后，才能品出一碗热茶的味道。
厦门心态特别好，正面的可以理解成居“海上花园”，所以泡茶，听涛，弹琴，有恃无恐，却也一直遭人诟病“不思进取”。厦门人从容温柔但也不失力量，抗议PX项目可能算是“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厦门人却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照例过慵懒的日子。
三百多年间，厦门经历了几起几落，唯有涛声依旧、琴声依旧。这个美丽的城市，也在兴衰迭替中养成了宠辱不惊的性格。所以外来人易中天说厦门：“厦门人的文化性格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钢琴家殷承宗算是一个例子，不管命运顺逆通达，他始终淡然相对，只是以十指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诠释着这个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蕴。
殷承宗的父亲殷雪圃是台湾移民，曾奉敌伪之命组建“厦门劝业银行”。钢琴却承载了殷承宗美好的童年记忆。上世纪40年代的鼓浪屿，是抗战胜利之后留洋归国人的天堂，岛上文化兴旺，琴声悠扬，派对、音乐会接连不断。大哥祖泽虽是学土木建筑，可钢琴弹得很好，歌也唱得好，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还买回来当时颇为时髦的落地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殷承宗的姑夫林文庆—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离开厦门去新加坡前，把一架钢琴留在殷家一段时间，殷承宗与钢琴的一生渊源从此开始。
跌宕起伏的际遇没有影响殷承宗太多，他的琴技如今更加炉火纯青，而他也更多地在故乡栖留。殷承宗在鸡母山路的故居如今已是游客搜寻的景点，但游客们可知道，也许刚才在鼓浪屿幽静的街巷与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个矮胖老者，就是主创和首演了《黄河协奏曲》的钢琴大师？
有人抱怨厦门这个城市缺乏激情，其实它只是看尽三百年风风雨雨之后，更淡泊、也更坚定。这个城市已不会为那些“茶杯里的风暴”一惊一乍，它的城市性格是平静水面下的从容、大气，就像现时的殷承宗指尖下流出的音乐，褪尽火气、返璞归真，然而仍然执著。文|玛特
策划统筹|杨圣捷 执行|郭小寒 李丹婷 张嫣 夏芝然 严晓霖 赵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