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有着一套完整的、与中国的端午节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的民俗活动。
2005 年11月, 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Gangneung Danoje Festival)”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但是，由于一些媒体的误导，在中韩两国民间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端午节是中国古老而重要的节日，在中国起源并传承至今，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节日文化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却有着一套完整的、与中国的端午节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的民俗活动。中国的端午节主要纪念的是伟大诗人屈原并在全国各地存在着十分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同样存在着普遍性与地方特异性并存的现象；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是从酿制神酒开始，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关岭举行的萨满祭祀、祭拜山神以及大关岭国师城隍和女城隍等一系列祭祀仪式。中国的端午节民俗活动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儿童戴荷包、五毒兜兜等，意在驱毒辟邪；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民俗活动包括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拔河、摔跤、荡秋千、汉诗创作比赛、射箭、投壶等，多为民众娱乐活动。
- 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与汉字系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是韩国的官方文化。
的确，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千余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两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法律、哲学、宗教、教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技术、礼仪风俗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融合都非常广泛和深刻，以致在某些方面已密不可分。应该指出，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孔子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与汉字系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是韩国的官方文化，许多韩国的大学者都精通汉文化，曾经用汉字精确表达他们卓越的思想和伟大创造。以崔致远(公元857～？)为代表的新罗诗人曾与唐代的伟大诗人一起创造了唐诗的辉煌，他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其诗作被收入《全唐诗》，其《讨黄檄文》被传诵一时，传记被列入《新唐书·艺文志》。韩国高丽朝著名的大诗人李奎报(公元1168-1241)，著有《东国李相国集》53卷,其中收录2000多首汉诗，曾经被时人尊为“高丽李太白”，但他却把李杜视为“日月”，在他的许多诗作中表达了他对李白由衷的崇敬①。他在其《问造物》、《理屋说》等文中表达的哲学思想，深受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
- 在中国佛教徒的心目中，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王菩萨，就是新罗国太子金乔觉。
在中国佛教徒的心目中，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王菩萨，就是新罗国太子金乔觉(公元696—794)。唐开元七年(719)，金乔觉来到中国留学并接触佛教，后在安徽九华山上苦修了75年，终成正果，于唐贞元十年(794)农历闰七月三十日夜跏趺圆寂，三年后开函时，“颜色如生，兜罗手软，骨节有声如撼金锁”。佛教徒根据《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相关记载认定他即地藏菩萨示现，尊其为“金地藏”，被视为地藏菩萨应世化身，在中国佛教徒心中有无限崇高的地位。因为金乔觉，九华山遂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与峨嵋山、五台山、普陀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圣地”、“四大名山”。更为重要的是，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伟大思想已超越了民族、国家、宗教，成为人类思想的至高境界。一个出身韩国王族的僧人在中国成佛的宗教记载与逾千年的人类口头史，足以印证中韩两国文化水乳交融的特殊关系。
还以佛教文化为例，于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入唐，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回国的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记载他在中国山东所见“赤山院讲经仪式”中的新罗僧人既有“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的“韩风”唱颂，也有“一据唐风”所唱的中国梵呗“云何于此经”②，说明当时在中国的新罗僧人们，不但掌握和使用已经华化的中国梵呗，也同时使用着韩国风格的梵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