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所有传染病都是令人恐惧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西班牙流感”已经严重到足以拖延德军的进攻。有流言说这些船员也是死于西班牙流感，全城人心惶惶。控制战争宣传机器的人们不希望任何有损士气的新闻出现。有两名医生斩钉截铁地向报纸声明，这些人并非死于流感。他们隐瞒了真相。
在伦敦，7月8日的那个星期就有287人死于流感性肺炎。一名进行过几次尸体解剖的医生记录道:“肺部病变，存在复合病灶或者变异病灶，它与过去20年所解剖的上千个病例的普遍特征都极不相同。它不像是通常所见的普通支气管炎。”
8月3日，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接到一封电报，立即为其加盖了“绝密”印章。他认为消息来源是“可靠”的，于是报告说:“我被秘密告知……现在流行于整个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说的黑死病，但对外宣称是西班牙流感。”
在大西洋彼岸的波士顿联邦码头，海军拥有着一艘“接收船”。这个名字有些名不副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兵营，运送的多达7000名水手在此船上吃睡。8月27日，两名水手患上流感。8月28日，又有8人病倒了。8月29日，58人被确诊患病。患病者开始陆续死去。50人很快被转移到了切尔西海军医院，罗西瑙少校和他年轻的助手基根上尉在那里工作。
水手们遇到了救星。罗西瑙是当时的天才之一，就在几个星期前，罗西瑙还与韦尔奇、戈加斯以及沃恩一起讨论如何预防和控制新的流行病。罗西瑙和基根立即将这些水手隔离，并竭尽全力控制病情，他们上溯这些病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将这些人也隔离起来。但是，这种疾病的暴发性太强了。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细菌学调查，寻找致病菌，这样他们就可以制备疫苗或者血清。不过，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几周后，他们开始在来自海军军舰的志愿者身上进行试验，检验是否由一种病毒引发了该疾病，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人体试验。
很长一段时间内，任何控制这种疾病的希望都破灭了。9月3日，一个患上流感的平民住进了波士顿市立医院。9月4日，哈佛的海军无线电通讯学院的学生也病倒了，学校所在的坎布里奇与波士顿仅以查尔斯河一水相隔。接着，病魔来到了德文斯军营。9月6日，德文斯的士兵数量已经超过了45000人。整个军营混乱不堪，医院成了战场。
医学专家沃恩记录下了这个场面:“数以百计的身着各国军装、原本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以十人或更多人为一组的方式来到医院病房。他们被安置在帆布床上，所有的床位都被占满，但仍有病号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面色青紫，剧烈地咳嗽，不时吐出血痰。”到处都是血迹——被单上、衣服上，一些人咳血，还有一些人从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
更令人胆寒的是看到尸体被胡乱丢在停尸房周围的走廊上。一个护士日后被噩梦苦苦纠缠。她记得“停尸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噩梦中她还在思忖:“停尸房尸体堆得如薪柴垛的底部的那个人会是什么感觉。”
在尸体解剖室内，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这并不是普通的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科尔、沃恩、罗素以及科学小组的其他成员都百思不得其解，并深感忧虑。
他们转而向韦尔奇求助。韦尔奇说:“这一定是某种新型的传染病或者瘟疫。” (本文来源:天天新报 )
史上最“致命”费城大游行，报纸对瘟疫只字不提
在获悉海军码头出现流感后不久，刘易斯就赶到了那里。刘易斯要负责病原体追踪和血清及疫苗的开发，这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缜密缓慢的过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按照惯常的科学程序来进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