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成为参与人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之一，就连上海青楼女子也举起了抵制日货的大旗
抵制洋货是近代中国人表达爱国热情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中又以抵制日货最为频繁，自1908年因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而引发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后，抵制日货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态，甚至是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
五四运动爆发后，抵制日货立即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的各校学生全体联合大会上，朝阳学院率先提议抵制日货。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5月9日，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内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会后，在大操场上焚烧了校内的日货，这也是五四运动中见诸史料最早的焚烧日货行为。5月13日，北京大学学生将该校学生消费社储存的日货，集中于文科大操场进行焚毁，并印刷数千言之宣言书，在焚烧日货时当众宣讲。随后，高等农业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及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学生皆将校内所存日货尽数焚毁。
焚烧所存日货只能宣泄一时的愤怒，若要抵制取得效果，则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商家的支持。从运动一开始，学生们便派出代表与商界接洽，而商界受学潮之鼓动亦有积极之表示。5月6日，北京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办法。在5月4日被捕的学生获释后，北京商会又召开全体大会，提出以下主张:(一)请各行速开会议，宣示各商号，一律停运日货，私运者议罚。(二)不用日本银行钞票。(三)不阅日报，不登日报广告。同时公决两种抵制日货办法:一是调查，凡日货之名称牌号样式，调查清楚后便不再贩卖；二是陈列，即将日货聚集一处陈列，使人一望而知，不再购买。
商会的决议得到商民的大力支持，据当时记载:“各店运日货者，一律停止。而东洋店铺，早已无人过问。且效学界所为，关于东洋草帽等物，或扯碎，或焚毁者，已不一而足。连日东洋货价忽跌落，而吾商人不为利诱，抵制如故。”同学界一样，商界传单也如雪片纷飞，号召人们不买日货，不用日本钞票，呼吁“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或可望不亡也。”
随着运动的发展，抵制日货的风潮迅速蔓延至全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在一些地方，抵制日货甚至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方式，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北京。这或许是因为日货已充斥中国城乡，日货也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在人们缺乏其他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抵制日货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上海花界的表现或更可说明抵制日货波及的范围之广。据记载，林黛玉、笑意、艳情等数十名歌妓在国耻纪念日停止歌宴一天，并在各家门首粘贴“五月九日国耻”字样，且相互劝告，以后要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又有一位名妙莲的妓女，除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外，还撰写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妓院，劝告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国民应尽之天职，其中一段文字颇能说明一些抵货的要义:“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了，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作工。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
这可能正是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频发的原因所在，它首先关注的不是抵制的实际效果，而是在国难危急的关头表现出一种国民的志气，是保留住国家和民族的一线生机。
■当年国货鹿牌牙粉商标图案
-为使抵制日货行动取得切实成效，天津学生甚至成立了“跪哭团”，披麻戴孝前往跪劝不愿抵制日货的商家
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们揭起爱国的大旗，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依然有商家固守自己的利益，不愿抵制日货或者是阳奉阴违。面对这种情况，天津学生的“跪哭团”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悲情的一幕。
天津的抵制日货由天津各界联合会指导进行，而以学生为主体。联合会中设有调查股，是执行抵制工作的前哨，它直接掌握各商号购销与实存的日货情况。各界联合会经常以调查股的情报为依据，分别派员采取劝导、说服或自立公约等方式向各商号进行宣传。有些商号表面上具结立保，冻结日货，声明决不再与日商为伍，但是暗地里仍与日商勾结，贩卖日货。在种种劝说皆无效之后，调查股决定采用跪哭的方式，希望借此唤醒这些商人麻木的心灵。
吴子铭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复原了当时的场景。在确定跪哭对象以后，联合会集齐团员，一律披麻戴孝，个个装扮成灵堂小子模样，手持哭丧棒，戚容满面地列队出发。如此装束自然吸引大批群众尾随观看。那时东北城角有一家成记纸行屡劝无效，一意偷销日货。跪哭团到后，寻找该店店主出来见面，把他围绕在中间，大家便跪倒在地悲痛号啕，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要哀伤。一边哭，一边做忠言逆耳的劝告，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团员中有一位王卓枕，嗓大声宏，激昂慷慨，哭哑了嗓子还在陈说朝鲜亡国的惨痛。直至成记店经理表明:宁肯买卖不干，也绝不再购销日货了。“跪哭团”始止哭而起，整理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