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
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风好，非常守时。
现在世界上桥牌的叫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叫精确叫牌法，一种叫自然叫牌法。具体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和小平同志开始打牌的时候，叫法还不是那么系统、规范，我们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设计的，基本上精确，但是比较简单，其中好多复杂的问叫，有时候就根据经验判断。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别的细，叫牌很精确，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太精确了也有缺点，因为你不管怎么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有时候反倒还不如我们凭经验打牌。总的来说，我们是凭经验打娱乐桥牌。
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紧、攻得狠、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
他还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冒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自始至终，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讲技巧。再加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打熟练了。说实在的，在我接触到的领导同志里面，他打牌的水平是最高的，万里、吴晗等都不如他。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
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饭桌上说北京市委冤案应该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吭声。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盛行，我们还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够和小平同志做几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们的谨慎、守纪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不管输赢，他绝不会发脾气，不埋怨人”
小平同志的牌风非常好。打桥牌是一种竞技，任何一位坐在牌桌前的人都希望赢。小平同志当然不例外，对胜负是很在乎的。但是每个人在打牌中很难不犯错误。即使是国际大师，他一生打桥牌失误也少不了。美国著名牌手哈曼在自传《在桌上》一书中就写道，尽管自己获得过11次世界冠军，但在比赛中还是多次失手。打桥牌从来都是失误少的赢了失误多的。桥牌的魅力也就在这里。我们和小平同志打桥牌的时候，特别是在胶着状态的时候，小平同志往往说再打几盘，分出胜负来。这时候难免有失误，对胜负影响很大。但只要打完了，不管输赢，他绝不会发脾气，不埋怨人，这点非常好，是让你绝对放心的。
小平同志非常守时，即使打牌这种小事，也是如此。有一次通知我们3点半去打牌，我们刚到就接到小平同志的电话，说他今天有事情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其实那一次他只晚到了15分钟。我们都挺感动的。当然我们也都不敢迟到，到那儿非常准时。
桥牌是很讲规矩的，正式比赛还有专职裁判。有的人说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一定得让着他，这是没有的事，那样就太没意思了。过去北京市医药公司有一对搭档，打得挺精，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叫得太准确了，挺奇怪的，就注意观察，发现有猫腻，于是罚他们三年不准参加比赛。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桥牌运动的恢复和推广普及贡献很大。“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小平同志很快就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主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1987年，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桥牌被列为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比赛项目。1988年，小平同志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聘请，担任荣誉主席，万里则担任名誉主席，荣高棠是主席。在各种体育协会里，桥牌协会规格可能是最高的了。
小平同志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和友谊的桥梁。他和世界桥牌皇后、美籍华人杨小燕打桥牌的故事，广为流传，已成为一段佳话。国际桥牌界也给予小平同志很高荣誉。1981年，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他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1993年，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来华访问，向小平同志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和小平同志打牌，感触是非常多的，我讲几点比较突出的吧。
小平同志非常会工作，也非常会休息。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工作任务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还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我们打牌，而且很有精神，非常不容易。怎么做到的呢？经常听他身边工作人员讲，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甚高，听取汇报你一-嗦他就不听了，而且只要是他负责的事情，就敢于拍板，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担任总书记也是如此。而且正如周总理等人说的那样，小平同志做事举重若轻。我听说，60年代去苏联谈判，很多同志都是很少睡觉，开夜车整理资料，非常辛苦。小平同志不是这样，他每次谈判回来，还没吃饭，就把秘书班子找来，口述给中央的电报，今天的会议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对于明天的谈判有什么预计。他一口气说完，就是一份完整的电文。吃完饭，他就休息了，找人打牌。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这的确不是虚言。
小平同志把打桥牌当成是对大脑的调节，就是一种休息。他常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行。”卓琳同志为此还曾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话，说老爷子平时老想事情，脑子都不能休息，唯独打桥牌的时候，他脑子就转到桥牌上了，他是在休息，所以她感谢我们花时间陪着他打牌。当然我们也很明白，所以我们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都会去赴约。
小平同志很讲天伦之乐，家庭氛围温馨和谐。星期天一般在他家吃晚饭，和他一家人一起围坐，气氛是很好的。饭桌上他的孩子们什么都说，他一句也不评论，就是听。这是他了解社会民情的很重要的渠道。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当孙子、孙女们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会露出一种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很民主的，对子女真是有一种爱，他的家庭绝不是旧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人来说，这太重要了。我们和他的子女也相处得很好，小平同志去世之后，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卓琳同志，他们也都出来接待，没有疏远的感觉。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如果和他打对家，我出错牌了，他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出错了，我也敢说他:你的牌出错了，如何打更好。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他不在乎，觉得你说得对会点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会反过来说你。所以和他打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小平同志对子女待人接物要求也很严格。我一生接触的领导同志不少，像他这么平等待人的确实是少，这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也是让你觉得他很有威信的地方。有这种平等感觉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当时是总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处长。毛主席曾经讲，领导和下属常常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和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显然不是这样。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王大明 口述 汪文庆 刘一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