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列举，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孔儒”的几乎所有的“认识”活动，均与“自然”无关。换言之，“孔儒”所有的“认识”活动，均隔离于“自然”，无视于“自然”，甚至蓄意反对“自然”，所以他们的所有的“认识”也均与人类真正的“智慧”无关。按照上面关于“文化”的概定，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孔儒”确实与人类真正的“文化”无关，所以它们只能是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中国人坚持了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儒家文化”，其实全都是非文化、反文化的“伪文化”。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没法相信吧？但这是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儒家文化，其实就是一个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是与真正人类的文化活动几乎完全无关的“伪文化”。
关于上面的结论，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的本性上获得反证。我们可以注意到，凡是与“自然”相关的事物均处于必然进化的过程之中，也即它们的“历史”必然是进化的，例如宇宙历史的进化、物质历史的进化、生命历史的进化、人类历史的进化、人类的（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文化历史的进化，等等等等。然而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历史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却显然地几乎没有进化呢？现在答案出来了，因为我们两千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是“中国儒家文化”，而“中国儒家文化”，也即“孔儒”并不是真正人类的文化，而是明明白白的反“自然”的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所以中国的文化历史就只能处于严重的发展停滞的状态之中，也即没有“历史”的进化。说白了，“中国儒家文化”也即“孔儒”从一开始就是以反“自然”的态势诞生的，孔丘坚持“礼乐”的态度即是明显的“反自然”的态度。而反“自然”，即是反“文化”。其实在春秋战国的时代，除了孔丘的儒家完全无视“自然”从而反“自然”之外，实际上其他诸子百家均多多少少与“自然”相关，尤其其中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老子甚至最明确地表示，要“道法自然”。从迄今留下的古代文本来看，老子无疑是古代最珍视“自然”的哲人，因此他也最贴近人类真正的文化；当然也还包括更古老的伏羲，以及后来的墨子，前者是网罟的发明者，也是六十四卦（自然）图像符号的发明者，后者是参与具体生产的工匠，也是中国最早逻辑理论的创导者。可惜这些历史上真正文化的创造者全都被中国人自己忽视了，却选择了一个完全反“自然”的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的缔造者来充当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导师，真是荒唐之极。
再次，从逻辑上也可以证明，无视“自然”和反“自然”的“孔儒”必不可能具有人类真正的文化。“自然”蕴涵“文化”，而不是相反，“文化”蕴涵“自然”。正是因此，只有在认识到“自然”为真的前提之下，才可能会有可判定为真的“文化”；如果无视“自然”，甚至反“自然”，那么这种情景之下的“文化”就必定是不可判定的，而更多的情况之下是一些人“伪造的”。在中国，所谓的“儒家文化”，即是由少数儒家的文人，例如孔子、孟子等等少数人违背“自然”而凭空“伪造的”。儒家文化的无逻辑，乃至彻底地反逻辑，其根源也正在于此，因为它们反“自然”。关于逻辑问题的更深的探讨，我将会在后面的博客文章之中进行。
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坚持无视“自然”甚至反“自然”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们走上反历史进化、反逻辑规律的道路，从而也就必然导致他们所建立的所谓“儒家文化”，只能是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非常不幸的是，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整整两千多年坚持了这样一个完全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仍旧在极其盲目地依恋这种“伪文化”，哪怕已经看到了它的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恶果”，哪怕已经看到了它的违背最基本的自然规律、逻辑规律，中国人还仍旧在所不惜地高扬这杆非文化和反文化的“伪文化”的大旗。（黎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