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有“山寨”文化。如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收藏界已开始翻开了不光彩的一页，那就是古器珍玩出现了仿冒制假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齐国征伐鲁国向鲁人索要著名的谗鼎时，鲁人以赝品代之，齐人怀疑地说“赝也”(见《韩非子·说林下》)，显然世上倘无这类先例的话，齐人是不会如此老到地发问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虽二世而亡，但为汉朝辅设了一个便于国家机器整合的基底。汉帝国的强盛，尤其是汉武帝在位时，张骞两次受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通了汉朝与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各种本土不曾见到东西蜂拥而至，令人大开眼界。“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碧、罽宝、明珠、玳瑁、琥珀、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筇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这就为不论是宫室还是民间的集藏大大扩展了藏品的种类范围，古玩收藏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异域远方奇奇怪怪之物一多，口耳传闻就会走样，夸大其辞、无中生有就会乘间而行，以致若信以为真，藏家吃苦头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那样的东西倘不是空的便必定是假的。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这方面颇为自负，他自称于物无所不通，认为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见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他的这种对传闻的批判眼光是值得赞许的。但有一点他可能说错了，火浣布也许是有的，即今天我们知道的石棉。
收藏界后来的确是假货成灾，防不胜防。《谐噱录》就叙说了这么一则笑谈，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子江夏王刘义恭，为收集古物遍求当朝的士大夫，侍中何勗先前已赠送过他一些藏品，他却仍然死缠不休。何勗很恼火。一天，何勗在路上看到被人遗弃的木枷和犊鼻褌(形似犊鼻的围裙，即有裆裤衩的前身)，便取回家中，郑重其事地用盒子装好给义恭送去，并附函说里面放的是“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李斯者，秦始皇丞相，后陷囹圄被杀; 相如者，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贫困时，曾围着犊鼻褌 ，在市上洗碟子。于是世上又多了两位名人“遗物”，混迹藏界了。
所以，当我们读到《紫桃轩集缀》记初唐人张氲的收藏，疑心重重，也就不足为奇了。书中载云:张氲，字藏真，号洪崖生，有好古之癖。当时不少与他交往的社会名流，纷纷投其所好，慷慨馈赠，使他的藏品蔚为大观。据称，他的那些藏品中有扬雄的铁砚，蔡邕的焦尾琴，嵇康的锻锤，葛洪的刮药篦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孔子穿过的木屐。他因此颇为自得，曾赋诗曰:“有时随俗物，相伴且营营。”(《醉吟三首》)当然，我们惟愿他的那些玩艺都货真价实。
文化人的恶作剧毕竟只是偶一为之，无伤大雅，且足资笑谈。至于唐代自天宝年间开始，直至五代南唐，官方竟然以赢利为目的，在升州句容(今属江苏)设立工场，大批量仿铸上古彝鼎之类青铜器，这种蒙骗行为势必造成市面上的混乱，据载，伪造之物，岁久即生铜绿，类若真货，然终究是赝品，“不足贵也”。(见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
可见，自古器珍玩出现鱼目混珠的时候起，做一名合格的收藏家，就必须同时兼具做一名具有火眼金睛的能辨识假货的鉴赏家，只有这样，他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