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被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篡《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篡《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篡《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里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篡《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篡《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众所周知，由于清朝初期开始大兴文字狱，当时的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是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的，由此导致了清朝的“小学”空前的发达。纪晓岚既然身处期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明确地表白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三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导编篡《四库全书》，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怀抱有“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去做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出世生活去了。这其中的意思是明摆着的，这就是他已经被成功地实施了“洗脑”，由一缕桀骜不逊的“游魂”，彻底地变成了一名即使。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笔者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之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一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他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粮食，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这个乾隆皇帝大约可以算得上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样板了。
从分析纪晓岚式“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男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而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其彻底和行之有效。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