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摘自《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原载《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民国八年六月兰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摘自《六月三日的北京》。原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或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责任”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互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摘自《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摘自《谈政治》，原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作经济的儿子，不象适之把他当作经济的兄弟。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无论，科学便频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同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象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摘自《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原载《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2月9日)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棋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摘自《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原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