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完颜雍
在少数民族入主汉地的几个王朝中，金源算不上声名显赫，但其间五十年的“盛世之治”却在历史上颇有口碑。与辽、夏、高丽平安相处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二帝治国策略确当，施政措施得力。本文拟着重探讨二帝的治国谋略与思路，考察其在人才资源的培养、个人修养的加强、爱民思想的树立、惩治腐败的制度与力度及其它方面的可资借鉴之处。
在女真人统治北中国的119年中，政治形势几经波折。太祖宝剑初试，锋及辽宋，奠定开国基业。太宗“灭辽举宋”，缵以武功，述以文事，创立经国规模。熙宗恰逢四方无事，自己亦无甚大作为，晚年酗酒妄杀，祸及自身，年方而立即被弑。海陵王弑君夺位，屠灭宗族，暴虐成性，淫及姊妹，以致被《金史》称为 “无道主之首”。海陵在位的十三年，国家灾难深重，岁无宁日，金室元气大伤，人不亡己而欲自亡。直至世宗即位，励精图治，南北讲和，才使国体康复。继以章宗完善制度，治化修明。世、章之时，金室如日中天，四海清平，百姓额首。卫绍王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地震频繁，灾害不已，“其灭亡已有征矣”。宣宗执政，蒙古初兴，政权衰落，被迫南渡，苟延残喘20年。末帝受命于危难之际，既无雄才大略，又不敌蒙古精锐，终致回天无力，金祚衰竭。
世宗、章宗在位的五十年，是金室中兴、承平的时期。世宗接过海陵王留下的“赋役繁兴、盗贼满野”的烂摊子，即位五载就与宋讲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他有足够精力抓国内的政治、经济建设，“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其政绩是十分显著的:“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 章宗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一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无法忽视贤能之士的作用。贤者德耀四方，垂范后世；能者才高八斗，建功立业。但贤能之士多属幕僚，都在期盼政治集团领导人物的“慧眼”扫描到自己。周公吐哺的故事告诉后世领导者，纳贤既可获得为我所用的人才，又可博得“胸怀宽阔”之美誉。然而，历史上忌贤妒能的领导者并不少见。因此，能否纳贤就成了衡量一个君主度量大小的重要指标。
世宗1161年10月登基，次年正月即申明:“进贤退不肖，宰相之职也。”对贤才表现出极大的渴望。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自己38岁即位，虽然年富力强，但要做的事情太多，紧迫感时时萦系心头。大定十七年，他感到盛年不再:“朕今年五十有五，若年逾六十，虽欲有为，而莫之能矣。”二十六年，他再次忧心忡忡地说:“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谏，必俟全才而后举，盖亦难矣。……朕与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才，当今急务也。”在他去世的前两年，面对荐举不力的宰臣，他气愤地责备道:“卿等老矣，庶无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后进乎?”求贤之切，溢于言表。第二个原因是，人才若不及早使用，便会老掉，造成浪费。二十八年，他告诫臣下:“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凡有可用之才，汝等宜早思之。”阿鲁罕“有干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顺”， 但直至大定二十八年四月才由陕西路统军使擢为参知政事，八月即罢。世宗亦为“用之虽迟”而惋惜不已。
尽管对人才如此渴慕，但二帝用人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首先不用年老之人，力求干部队伍年轻化。年老之人虽然阅历丰富，思虑深远，但体力和精力毕竟有限。刘邦《求贤诏》曾着意强调:“年老癃病勿遣。”癃病，手脚不灵活之意。世宗大定十五年闰九月“诏年老之人毋注县令。”无法更换的要采取补救措施:“年老而任从政，其佐亦择壮者参用。”十六年十二月，又“诏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县令，年岁太远，今后仕及三十二年，别无负犯赃染追夺，便与县令。”改革的力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毕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大定二十年又将注县令的时间减作29年。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世宗命官员举荐“进士已在仕者”，拟择优补充学士院职任。特意规定:“应赴部求仕人，老病昏昧者，勒令致仕，止给半俸，更不迁官。”章宗明昌三年倒是有一次例外，尚书省荐举三人，其中胡光谦“年虽八十三，尚可任用。”后来章宗特赐其明昌二年第三甲及第，授将仕郎、太常寺奉礼郎。不过这也是对尚书省的荐才表示鼓励，并非重用之，因为奉礼郎只是一个祭祀时“掌设板位执仪之事”的从八品官，且“官制旧设是职，未尝除人。”
官吏队伍年轻化，必然要求用人者不拘资历，唯贤取之。大定十二年四月，世宗诏曰:“诸府少尹多缺员，当选进士虽资叙未至而有政声者，擢用之。”对外路正五品职位多缺员这一现象，世宗也多次表示关注。大定十三年问及原因时，太尉李石对曰:“资考少有及者。”世宗曰:“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章宗亦曾指出用人之弊:“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张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言外之意，当今非常之材太少。章宗大为不满:“崔 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之材欤?”
对于贤材，不管是有政声者，还是有贤名者，世宗、章宗都要慎重考察，确保其言行一致、名实相副、德才兼备才加以重用。世宗尝曰:“自古用人咸试以事，若止以奏对之间，安能知人贤否。朕之取人，众所与者用之，不以独见为是也。”(大定二十年)二十六年，他下诏书:“每季求仕人，问以疑难，令剖决之。其才识可取者，仍访察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加升用。”明昌五年，章宗与宰臣讨论相国人选，在贾铉与孙即康之间难以取舍。平章政事张万公说:“即康及第，先铉一榜。”章宗不悦:“至此安问榜次，特以贾才可用耳。”
世宗看重的是“实才”:“卿等必知人才优劣，举实才用之”(大定六年)；“海陵不辨人才优劣，惟恂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来，以此为戒，止取实才用之。”(七年) 当有人谈论“方今孝弟廉耻道缺”时，章宗一语破的:“今之所察举，皆先才而后德。”所以他诏谕有司:“察举官吏，必审真伪，使有才无行者不能觊觎。”(明昌四年)章宗也曾在明昌四年、五年两次“赐有司所举德行才能之士”同进士出身。因为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那么人才就只能是媚上的奴才、欺下的奸才。
基层官吏━━县令的人选,也是二帝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县令之职最为亲民”。他们首先加强制度建设。大定二十年十月，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无赃罪及廉察无恶者减作二十九年注下令。” 泰和元年七月，更定右选注县令丞簿格。泰和四年，又诏定县令以下考课法，作“四善、十七最之制”， 关于什么情况下升一等、什么情况下减一资历都作了明确规定。其次，对县令严加考察:“闻县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察其善恶，明加黜陟。”(七年)大定十年，世宗亲令罢去“不职”的固安县令高昌裔，擢“奉职谨恪”的霸州司侯成奉先代之。十八年，他对“年老苟禄”的石城、玉田县令不满，并由此生发不少忧虑:“畿甸尚尔，远县可知。”
人在社会中是不断变化的，入仕者尤其如此。当其地位较低时，勤奋努力，成绩明显，为日后发迹铺路。一旦“职位称惬所望”，这种热情就消失了。要么敷衍塞责，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么挑肥捡瘦，频繁更换工作岗位。二帝对此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世宗多次要求宰臣专务政事，勤于荐贤，然终不见效。对不荐之因，他曾毫不留情地指出是宰臣“恶其材胜己故耳”、“(恐其)夺己之禄位”、“或惧其分权，往往不肯引置同列”。于是，章宗一上台就“谕尚书省，自今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岁限所举之数，如不举者坐以蔽贤之罪。仍依唐制，内五品以上官到任即举自代。”(大定二十九年)次年三月，宣布五品官每年举廉能官一员。五月，命内外官五品以上，任内举所知才能官一员以自代。泰和七年，命朝官举通钱谷官一人，不举者罚，举不当者“论如律”。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官员“止以度日为务”的思想。对频繁更换工作的，章宗坚决反对:“朕欲任官，令久于其事。若今日作礼官，明日司钱谷，虽间有异才，然事能悉办者鲜矣。”明昌四年，尚书省奏大兴府推官苏德秀为礼部主事，章宗不允:“彼方任理官，复改户曹，寻又除礼部，人才岂能兼之。若久于其职，但中材胜于新人。”承安四年，敕尚书省“官员必须改除者议之，其日月浅者毋数改易。”
当时，“荫补”制度使国家承负巨额开支。泰和元年，全国在仕者三万七千余员，其中“门荫补叙”者居三分之二。而补叙之人，既无劳绩，又非科第，多为平庸之辈。更糟糕的是，这些人还要再“荫及子孙”。这对国家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灾害。为此，章宗更定、颁行了“荫叙法”，严格控制荫补人数:“以年老六十以上退、与患疾及身故者，虽至止官，拟令系班，除存习三业者听荫一名，止一子者则不须习即荫。”
二
二帝深知个人智慧是有限的，况且深居九重，民间之事难以熟知，是故“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 《金史》记载的世宗要求大臣上谏的地方不下二十处。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对谏臣的殷切希望、对不谏之臣的痛恶、对善谏之臣的褒赏。对于臣下所谏，只要确当，都能欣然接受。此外，他们还善于自责，对生活不贪奢华，视同平民，以求垂范众僚；对百姓从不苛责，爱如子息，以求无愧于天地良心。
二帝希望朝官对自己加以监督:“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当执奏，毋为面从，成朕之失。”(大定七年)“朕以万几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十六年)“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尚从之，况卿等乎。自今所议毋但附合于尚书省。”(明昌元年)世宗甚至打破“金口玉牙”的戒律，连圣旨都可以改:“自今朕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十一年)在这一大环境下，善谏者被重用:“监察御史田忠儒尝上书言事，今当升擢，以励其余。”(十七年)世宗“见缄默不言之人，不欲观之”(二十七年)。当然，他更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人:“无为面从而退有后言。”(十年)二十六年十二月，左谏议大夫黄久约退朝后面诉递送荔枝之害，世宗谕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罢之。”两天后，世宗还在朝堂上专门讲了这件事。二十九年六月，孙铎上书谏罢围猎，以其正当农时，恐伤民田。初即位的章宗“纳其言”。泰和六年，参知政事贾铉曰:“按察司既差监察体访，复遣官复察之，诚为繁冗。请自今差监察时即遣官与俱，更不复察。”章宗“从之”。
二帝深得“省身”之妙。世宗曾公开检讨:“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二十六年)每遇自然灾害，章宗首先思考是否“政有错谬而致然欤?”(承安五年)承安四年五月，天旱民饥，章宗减膳，并且搬出正殿居住。同月，京畿落雨，宰臣率百官请御正殿，恢复常膳，章宗“不从”。当百官上表请章宗受尊号时，他说:“祖宗古先有受尊号者，盖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谷不登，百姓流离，正当戒惧修身，岂得虚受荣名耶?”(明昌四年)终其在位二十年，百官凡十八请(就史书记载而言)，章宗终究未受。赵秉文《章宗挽词》云:“凤纪三千岁，龙飞二十年。竟辞徽号册，空颂柏梁篇。”
二帝心系百姓，爱养下民，在物质生活上严于律己。大定二年四月，世宗诏减御膳及宫中食物之半。他认为“贵为天子，能自节约，亦不恶也。朕服御或旧，常使 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二十年)关于减膳、节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天子所用之膳、服“皆民之脂膏”(二十六年)；二是“天子亦人耳”，“品味太多，不可遍举，徒为虚费。”(十四年)三是侈靡乃亡国之始、失国之由:“想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穑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二十六年)酷暑之日，世宗“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处。”(二十三年)大定九年，天下大旱，世宗“命宫中毋用扇”，慎避“农夫内心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之嫌。也许真是诚心感动了苍天，两天后就下了雨。二十一年，世宗闻说蓟、平、滦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贫不能籴或贷之。有司以贷贫民恐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此事暴露后，所遣官皆论罪，监察御史因为不纠举而“各笞四十”。世宗还注意保护农田、耕牛，减轻农民负担。每逢巡幸、冬猎，他都要告诫随从人员不得践踏农田，毁坏农物，“但亡失民间什物，并偿其直。”祭祀时以鹿代牛，因为“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大定十二年又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以增加农民收入。
三
大定十一年，世宗教诲皇太子曰:“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这两句话也正是他自励的座右铭。二十四年，他有感于风俗浇薄，人心不古，叹曰:“不以道德感化，不能复古也。卿等以德辅佐，当使复还古风。”主张帝王以德治天下，臣子以德佐君主。对于君主而言，勤修道德的目标是培养广纳贤才、容人之过的宽阔胸怀，锻造仁厚和蔼的风范。同时，对待官吏僚属，又需从严要求。这里，宽厚与严厉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宽厚中透着警觉，不使之流为温吞；严厉中又不乏仁爱，不使之沦为暴虐。
世宗在处理与宋、夏、高丽关系时，颇具大国风度。高丽曾上贡一条玉带，有司奏曰“(此)乃石似玉者”。世宗没有以欺君之罪责之，而是轻松地挥挥手:“小国无能辨识者，误以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复却之，岂礼体耶?”(十七年正月)宋人车俊等因榷场贸易，误犯边界，按律当定死罪。世宗说:“本非故意，可免罪发还，毋令彼国知之，恐复治其罪。”(十三年)仁厚之心，无复加焉。
对待臣民，二帝同样仁和。世宗尝“按鹰高桥，见道侧醉人堕驴而卧，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章宗在御膳羹中发现一根头发，既没有杀掉厨子，也没有严治其罪，而是“举视而弃之，戒左右毋宣言。”(明昌五年)章宗还告谕手下，自己“车驾所至，仍令百姓市易。”(承安五年)按惯例，逢帝王京师拜庙及巡幸州县，所到之处要隆重欢迎。不少地方官吏曾在这方面挖空心思，取悦皇上。但章宗告诉御史台:“止令洒扫，不得以黄土覆道，违者纠之。”
当然，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忍让。世宗晚年就意识到“帝王之政，固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纪纲大坏。朕尝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二十三年)他曾亲手判过一个人死刑。大定十三年五月，邓州范三在斗殴中致人于死。照律典当判死刑，但有司恐其父母无人奉养。世宗怒曰:“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养济。”
君主的宽厚还容易助长官员的娇贵奢侈与大胆妄为，从而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个王朝的腐败，首先形成于各级官员之间，太平时节尤其如此。吏治不力，则贪污成风，贿赂成习，官员怠惰，玩忽职守。世宗、章宗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也作过不少有益的探索。
惩贪治赃，是二帝整顿吏治的首要工作。一方面，他们教育各级官员清正廉明，尤其是对宗室子弟与高级官员。世宗说:“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二十六年八月)对待宰相，强调不许接受别有用心的馈赠:“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大定十一年)“宰执所以总持国家，不得受人馈遗。或遇生辰，受所献毋过万钱。”(明昌元年)当时的“万钱”只能买300斤食盐。对待一般官吏，则禁止以权谋“吃”:“敕司狱毋得与府州司县官筵宴还往，违者罪之。”(明昌二年)“鞫勘官受饮宴者罪。”(泰和五年)另一方面，他们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崇信县令向部民买车材，“三日不偿其直，当削官一阶，解职。”(大定十八年)世宗曾下诏:“吏人但犯赃罪，虽会赦，非特旨不叙。”(七年)章宗泰和三年定职官追赠法时，“惟尝犯赃罪者不在追赠之列。”宫中承应人出职后三年内犯赃罪者，“元(原)举官连坐”(明昌六年)。自承安二年二月，“职官犯赃，每削一官殿一年。”在他们看来，赃罪是仅次于“谋反”的第二大罪行，所以严厉打击贪赃行为，轻者降职、除名，重者，杀。仅世宗所杀犯赃官员，由从七品的县令直到从四品的节度使、正三品的招讨使:夏津县令移剌山住(十六年)、玉田县令移剌查(二十二年)、“受商赂纵禁物出界”的寿州刺史讹里也等(二十二年)、“盗用官钱”的泽州刺史刘德裕等(六年)、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副使老君奴(十年)、西南路招讨使哲典(十九年)……先用“杖”再除名的也不少:“捕蝗受赂”的右三部检法官韩赞、出使宋朝“受礼物”的大兴府尹、“坐赃”的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守能等等。由于惩贪治赃的目的是“杀一儆百”，所以世宗在执行政策时很注意把握分寸:“凡在官者，但当取其贪污与清白之尤者数人黜陟之，则人自知惩劝矣。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十八年)故对上文提到的“买车材三日不偿其直”的崇信县令未予解职。但对屡教不改者就不那么客气了:“职官始犯赃罪，容有过误，至于再犯，是无改过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赃数多寡，并除名。”(同上)
如果说世宗最恨的是“犯赃”者，那么章宗最恨的就是玩忽职守者。明昌四年，东京路副使三胜向他进献了一只鹰，换来的不是奖赏，而是一顿批评:“汝职非轻。民间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闻，而乃以鹰进，此岂汝所职也!后毋复尔。”同年，山东百姓生计艰难，不得不接受国家的赈济。章宗对提刑司很不满意:“盖卿等不职，故至于此。”承安二年十一月，北京留守以行省失职，“杖一百，除名。右谏议大夫纳兰肪杖九十，削官二阶，罢之。”
四
宗室子弟，本族同胞，是最令帝王头疼的一群人。作为帝王巩固基业的最可靠的后盾，他们优越感强，最容易居功自傲，滋生是非。生活在金国的，除了女真人，还有汉、契丹、蒙古等多个民族。这一问题更是突出。世宗很清楚“女直人径居达要，不知闾阎疾苦”(十年)，不知稼穑艰辛，反倒凭贵族身份骄气凌人。因此诏令“女直人与诸色人公事相关，只就女直理问。”(九年)适度抑制女真人的民族优越感，体现了一代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对待诸王孙，世宗亦煞费苦心。严格挑选太子身边的官属，并要求诸王府长史“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十二年)大定十三年，太子詹事刘仲诲请增东宫牧人及张设，世宗不许:“东宫诸司局人自有常数，张设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于富贵，易入于侈，惟当导以淳俭。”十九年，有司奏拟赵王之子石古乃的随从人员问题,世宗说:“儿辈尚幼，若奉承太过，使侈心滋大，卒难节抑，此不可长。”
当金之时，女真族深入汉地，势必在文化和习俗方面与汉族发生相当程度的融合。于女真族而言，学习汉族先进、文明的东西以提高自身素质，乃大势所趋，亦在情理之中。但于统治者而言，在此之外还必须掌握尺度，以防“全盘汉化”，废弃祖宗留下的光辉遗产。世宗尝教诲皇太子及诸王曰:“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十三年)与汉人风俗对比后，他得出结论:“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为防止完全汉化，二帝在两个方面作了重点强调:一是练习武艺，包括骑马、射箭等；二是学习女真语言。
世宗之前的几位皇帝皆忙于征战，君臣百姓自然不会荒废武艺。太平盛世，为了给女真人提供习武机会，二帝每年都要进行相当规模的秋猎和冬猎。在马嘶犬吠中感受先民的勇武，教育子孙牢记立业之本。承安三年十二月，在酸枣林的一次围猎中，仅冻死的人就达500余人，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世宗年少时即“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即位后经常摆射弓宴、击 ，令百姓、群臣“纵观”。谏臣认为他“春秋高，围猎、击 危事也，宜悉罢之。”世宗曰:“朕以示习武耳。”大定二十九年，章宗谕有司，女真人及百姓不得用网、雕捕猎野物，“亦恐女直人废射也。”明昌四年，他又敕令女真进士及第后再试以骑射，中选者方升擢之。
世宗去世的前一年，建立了女真大学。这是女真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女真语言,世宗一直非常重视，认为不习女真语，“则淳风将弃。”(二十五年)返回故乡，在酒席上感叹:“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其辞述尽祖宗创业之艰难。在他的影响下，“诸夫人更歌本曲”，使宴席“如私家之会”。显然，这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他选定章宗作继承人，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在诸王中女真语讲得最好，以致他“为之感动”(二十五年三月)。关于女真文字，金室历代帝王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太祖天辅三年八月颁布女真字。太宗天会三年十月召耶鲁赴京师教授女真字。70年后，章宗以叶鲁、谷神始制女真字，诏加封赠，还在上京立祠纪念。
历史上曾有人将女真姓氏译为汉姓。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有载。对此，二帝屡加禁止。大定十六年，世宗就对宰执说:“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二十七年十二月，诏“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明昌二年十一月，章宗“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泰和七年九月，再次“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据《金史》所载，金源帝王中惟世宗、章宗对此有禁，这固然表明这种情形在当时的愈演愈烈之势，但其他人执政时肯定也难避免，所以同时也表明了世宗、章宗防异固本的高度政治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