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汉字的变体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文字似乎与生俱来，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了男人社会里男人的专权专利。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旧社会的妇女更是处在被压迫、被剥削、被歧视者的最下层。她们在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呢？她们几乎统统是文盲，连起一个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但是她们也是人，并不是牲畜。她们有思想，有感情，能知觉，善辨识。她们也想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把自己的痛苦倾吐出来；但又苦于没有文字的工具，于是就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自己创造文字。宛如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曲曲折折，艰苦努力，终于爬了出来，见到了天光，见到了太阳。试想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精神，多么伟大的毅力，能不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中国女书集成序》)
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诉苦。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女书是一种音符字音节表音文字。每个人基本用字有五百个左右，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土话。这是女书的科学定义。
女书是记录当地汉语土话的表音文字。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近音词。每个人基本用字有500个左右(包括异体字)，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土话。女书是一种音符字单音节表音文字。以少记多正是女书特点。
单拿一个女书字，女书老人也不知什么意思。她们采取出声吟诵的阅读手段直接将书面符号还原为有声语言，上下文串通意思来区别同音词，即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一个女书字体所标记的音节表示什么意思。
当地土话比较复杂，但是女书有特定的读书音——城关音。这是当地的雅言、普通话。这说明女书的主人创造并享有一种自觉高雅的文化生活。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只在女性中使用。在当地“一语二文”，男人用男字(方块汉字)，女人用女字。
女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女书、女歌、女红、女友构成了女书文化。而且是一种阳光文化。主观上女书并不是秘密文字；恰恰相反，女书的主人大大方方“拿笔修书传四边”，向全世界宣读她们的心声。
女性专用文字的出现，是对畸形文明的无奈和补充？还是对社会进入文明的讽刺、挑战？不管怎样，女书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伟大创举，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文房四宝”和读写方法
女书字形有其独特的女性美，古朴清秀，柔中有刚，飘逸中透出风骨。这种风格、韵味体现了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与女红图案有密切关系。
当地有个传说。古时候，唐朝或者宋代，荆田村胡家出了位皇帝娘娘，叫胡玉秀。因她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但却受到冷遇，万般清苦，便创造了女书字给家人写信。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托人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这个故事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除了女人用来诉苦之外，女书的阅读方式一是“斜着看”，即把斜体还原为正可识；二是“按土话读音”，即女书是记录当地土话的。
女书载体形式即“文房四宝”的“纸”，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女书的经典文本是自制的布面册本“三朝书”，款式似中国传统线装书，是姑娘出嫁后第三天最珍贵的礼物，将伴随主人一生，还用来夹女红花样丝线等，去世时放进棺材或烧掉，到阴间继续享用。三朝书是妇女们亲手做的手写本，有一致的装潢、缝制的方法。整个封面美观、大方、坚固、厚实，便于经常翻阅、保存，便于携带、使用。纸书常常是红纸。扇子也是妇女喜爱的女书式样，无论写或读，即展即合，文雅，方便。帕书是把女书绣在手帕上。所以也称读女书为“读纸、读扇、读帕”。带子花是绣在花带上的女书歌、吉利话，并且用花带拼成“八宝被”。女书的笔原来是用竹篾或“棍子笔”。女书的墨原来是“锅底灰”。后来逐渐用毛笔、用墨，甚至“与时俱进”，用圆珠笔、签字笔。女书老人说，男人写男字在桌子上写，女人写女书是在膝盖上写，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写。女书主人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把女书产生的社会原因讲得很清楚。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1993年在南京发现了一枚太平天国铜币，上面竟有女书字“天下妇女，姐妹一家”！史料记载，当年太平天国曾在道县江永一带扩军数万。很可能就有懂女书的“女兵”也跟着“女营”打到南京，成了高位“女官”。(详见新编《江永县志》及2000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女书是对男尊女卑的旧制度的文化抗争，从山沟写到京城，从纸书、扇书、帕书写到太平天国的铜币上，虽然只是彗星一闪，却蕴含一种质的升华。
不是“闺中密语”而是公开信
女书不同于官方的、宗教的文字，也不同于青楼思春、弃妇哀怨之作；它就是普通农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民间文字，是记载民歌的文本形式。女书是阳光文字，女书文化是阳光文化。公开唱读女书，特别是婚礼贺三朝，就是宣读公开信。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内容非常丰富，女书文学以苦情为核心，从内到外、从小到大是三个同心圆，即女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原生型、次生型、再生型。
1.原生型：寡妇诉苦、姊妹结交等。这类作品代表女书本体自身文化。
2.次生型：哭嫁、叙事、儿歌、民谣、祭祀等。这类作品属于区域共享文化。
3.再生型：翻译转写汉字作品，如《祝英台》《孟姜女》《卖花女》以及唐诗等，是一种再创作。这是主流文化移植。
坐歌堂、女红、婚礼贺三朝书等说明，女书具有习俗功能、礼仪功能。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这十分重要，说明在当地女书的价值受到全社会肯定。礼俗功能是女书传承动力之一。
农事歌、儿歌等说明，作为母亲文化，女书具有教化功能、传授功能。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知识、生产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艺的欣赏来获取。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不仅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女书有德育、美育、智育功效。
同时正是因为有了文字，口头文学成为书面文学。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娱乐欣赏的情趣。“写出女文传四方”，女书老人十分坦然地道出自己的创作动机。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形式，记录下女人的命运与抗争，蕴藏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存储了姊妹的情意和慰藉。
女书不是秘密符号，记载的不是什么“闺中密语”。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女书作品中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没有一首情歌。并不是传女不传男，据乡中心校老校长唐功伟调查，百年间，曾有几个不识字的男人向妻子学会女书。女书的主人，只是要做“君子女”，用争得的话语权，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