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40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7年，1939至1946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昆明住了7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住过，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去逛书店，逛裱画店，逛武成路后街两间做锡箔的作坊。“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有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
这是汪曾祺散文《天地一瞬》中的句子。文章结尾说:“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好像不怎么喜欢朱自清，朱自清太严。“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这么回事。”汪曾祺可是不记笔记的。“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曾祺比较欣赏闻一多。“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词，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也喜欢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最喜欢的当然是沈从文了。沈从文“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他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